李政道

李佩

王志珍

黄祖洽

叶铭汉

秦伯益

朱清时

张信刚

张杰

吴德星

胡建淼

林崇德

韩水法

章启群

熊丙奇

　　 王长乐

　　10月31日，以“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议题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举行，来自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针对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主旨报告中，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在开幕式上指出：未来五到十年是我们真正培养创新人才、成为创新国家的一个最好的机遇期；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要加快教育改革。

　　此次参会的，既有中国大学的掌门人，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也有科技界的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黄祖洽，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还有教育领域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韩水法，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林崇德，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长乐等；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钱学森先生和李政道先生的朋友李佩。他们以各自的经历与视角，从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与品格、创新人才对成长环境的需求、创新型大学的社会环境分析、中国大学的制度与创新能力、中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创新性等六个方面各抒己见、切磋交流，探讨了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和培养机制，分享了前沿的创新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

　　论坛开幕式、大会特邀报告、圆桌会议、闭幕式分别由科学时报社社长、总编辑刘洪海，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耀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主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人才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以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为重点，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纵观人类教育科技发展史，无数丰碑式的人物以他们的才学、成就和品格，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回顾中国史上众多大师，像钱学森、李四光、陈景润等科学家，他们不仅拥有广博而扎实的知识，身上还流露出高尚的情操。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科学研究，也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培养21世纪的创新人才，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树立学生良好的个性与品格。

　　那么，何为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应该具有什么特征与品格？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指出，鉴定创新人才可以从三点出发，一是发现自然或社会现象并能认知到其意义者；二是将既有的原理或材料加以组合使之具有新用途者；三是从似乎无关联的事件或现象中察觉到其关联者。

　　张信刚指出，创新人才共有的特征是：第一，好奇心强，善于观察，对从事的领域兴趣强烈；第二，乐观坚毅，个性较突出，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信念；第三，并非孤芳自赏，善于阐述自己的理念，善与他人沟通的“团队合作者”。

　　中国海洋大学校长吴德星则认为，创新型人才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创新型人才应该是个充满好奇心，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洞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且自由、独立发展的人。作为人才的孕育之地，大学首先应该重视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教育。其次，要为学生积淀浓郁深厚的人文艺术底蕴。同时，学校要营造敢于求新立异、习于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鼓励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容聚富有创新精神的名家荟萃的师资队伍，并增强学生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责任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及其学生，通过对创新拔尖人才的创造性群体课题的研究发现：自然科学创新人才的重要心理特征，主要包括内部驱动的动机形式、面向问题解决的知识构架、自主牵引性格、开放深刻的思维与研究风格、强基础智力五个因素。他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创新动机不仅包括关注活动过程本身的内在兴趣，而且还包括价值内在化程度较高的外部动机，以及与内在兴趣紧密联系的情感体验。

　　“中国的学校教育，要改变传统的重知识、轻能力、重技能、轻创新的做法，要改变培养模式过于单一的教育模式，构建出能够满足多元需求，真正适应发展的教育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董奇认为，学校应该帮助学生树立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探索的精神，要对具有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的人具有包容心，要培养学生的社会理解、社会责任，进行教育创新，就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创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不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求知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也认为，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文明不仅是获得知识，还要获得道德和教养。

　　“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中，知识探究是基础，能力建设是核心，人格养成是根本。”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也认为大学阶段能力建设和知识探究固然重要，但是人格养成更加重要。他认为能力和知识在还可以继续深化、提高，但完整人格理念需要在大学形成。要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整合的能力、交流和沟通的能力。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张杰认为：“从教育目的上，东方的育人理念主要讲究的是广泛的修养和广学博识，而西方的育人理念着重的是理性的启蒙和科学的方法；从知识观来讲，中国或者东方的知识观主要是强调传统文化，而西方的知识观主要是讲究寻求真理；从教学观看，我们东方主要着重传承知识，西方是产出知识；教学方法上，中国主要以讲授为主，而西方是以思辨为主，但实际上中国和西方的很多大学可能都在两个极端之间；从学术态度来讲，东方习惯于尊重学术权威，而西方鼓励挑战学术权威。”

　　师道，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责任有三，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决疑难问题。教师是人才培育的灵魂工程师。良师就像黑暗中的一盏领航灯，指引学生到达成功的彼岸。

　　李政道指出，精英教育指对“精英的学生”由精英的老师作“一对一”的教导。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分别为3.2和2.5，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他回忆在芝加哥求学时，他的导师费米教授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自力更生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每星期都会花半天时间对他作一对一的教导。并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自己找到解决方法，以增强学生的自信与兴趣。

　　费米特别注重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自力更生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李政道回忆说：“费米教授对我说过，‘任何物理疑问，都应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找出路径，克服困难，寻求答案’。”费米的教学方式影响了李政道一生对问题的思考方式。

　　谈到创新人才对成长环境的需求，张信刚则认为，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影响个体的成长。从家庭方面来看，父母不要强调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要鼓励孩子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打击孩子天生不随大溜的行为，这是一种创新，与反社会行为是不同的；在学校，老师要善于布置没有固定答案的作业，因材施教，把教学重点放在学而不在教，不要用太深的学问吓倒学生，不要轻易批评学生“不成熟”的见解，不要轻易把学生引导到自己的思路上；另外，要鼓励有意愿创业和发明的人，社会不要给予失败的人过大的压力，在中国破产象征着人格的缺失，如果有破产法律的保证，失败的人还可以东山再起。

　　林崇德等研究发现，科学创新人才的成长由自我探索期、集中训练期、才华展露与领域定向期、创造期以及创造后期五个阶段构成。“在科学创造人才成长过程中，有以下因素影响到科学创造人才的成长：导师或类似于导师的人指引、交流与合作的气氛、父母积极鼓励的作用、中小学以及大学教师的作用、多样化的经历、挑战性的经历、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有利于个体主动性发展的成长环境以及有利于产生创造性观点的研究环境。”

　　他认为，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要坚持东西方教育模式有机结合，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创新教育的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一是贯穿于科学教学中，二是设计创造课程和训练创造机能。因此，青少年创造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树立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育人环境，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培养措施：既要重视学校教育，也要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要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知识教学与创造力培养相结合、东方教育方式与西方教育方式相结合、选择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青少年的创造力。

　　“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才，灵魂是学术追求，本质是创新。”张杰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学生受益终身的创造能力、创新力和智慧。“大学是这样的场所，追求知识的储存、知识的传播，更加追求知识的创造，所以从大学的本质和大学的定义大家可以看到，特别强调的都是创新能力、创造能力。”

　　这一看法与董奇的观点不谋而合，董奇认为，学生的头脑不是用来填充知识的一个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种，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帮助学生把这个火种点燃。进行教育创新，就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创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不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好奇心和求知欲。

　　张杰认为，现在的大学可能要更加注重学生知识的整合能力，因为知识的获取渠道多种多样，学生们到了社会上所需要的能力不再是一个单一门类知识，而需要很多门类知识的整合。另外因为文化的多元化，使交流和沟通成为学生进入社会后特别重要的能力。如李政道先生屡次提到的，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然后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对中国学生来讲。“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

　　上海交通大学在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曾在2007年作了一次为期8个月的教育理念讨论，决定改革教学大纲，逐渐改成一个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育人体系。

　　“当前中国教育不是常态，而是变态。”章启群直言，目前有“三座大山” 窒息中国教育：“官本位”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模式，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

　　章启群指出，“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官本位”把学校变成政府的衙门。“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我们用‘计划’无法管理经济，怎么可能用‘计划’来管理教育呢？换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

　　第二座“大山”，是指当下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分数是硬道理。他认为，任何教育都是要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教育不是那种培养少数精英而伤害大多数的教育。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第三座“大山”，“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人们把孩子的未来当做家庭的唯一重心，而且，这个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

　　章启群认为，这“三座大山”窒息中国教育发展，实质上在扼杀中国的下一代。三者关系是：“官本位”是基础，它维护应试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直接产生危害；而家长和社会观念虽是被动的，但推波助澜。

　　中国教育必须推倒这“三座大山”。但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只有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章启群提出，中国教育要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兴办私立大学。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要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对大学来说，应该努力重建教育土壤和学术土壤。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他认为，近年来，我国教育出现行政化倾向，家校矛盾、师生矛盾加剧，教育质量下滑，都与政府和学校之间，学校与教育者之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有关，其中，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尤为关键。具体表现为政府部门将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独揽手中，造成学校对行政的严重依附，失去办学特色与个性。

　　大学办学自主权为何缺失？熊丙奇说，从《高等教育法》本身就可看出端倪，在这一部法律中，居然没有“法律责任”一章，也就是说，如果政府部门越权干涉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将无处获得救济。在过去10年间，纵有诸多大学校长在两会和各种论坛表达不满，但政府部门干涉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事还是频频发生，最为著名的就是行政化的本科教学评估。与此同时，由于高校的财权、人事权掌握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手中，大学也逐渐习惯于对行政的依附。

　　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为此，需从法律保障与校内管理制度改革着手推进大学自主办学进程。

　　依法治校，成为作为国家高教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介绍，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与南方科技大学立法工作正分步有序推进：市政府编制《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已完成。第二步，起草南方科技大学条例（简称《条例》）。在《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起草《条例》。目前，《条例》已经列入了深圳市人大2010年立法预备项目。第三步，完善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保证学校长远地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朱清时说，南方科技大学的目标，就是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一张白纸开始，为我国试办一所小规模、高质量培养创新人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钱学森先生在与身边工作人员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转述了冯·卡门教授对创新的理解：“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钱老的描述不仅把一位个性鲜明而且学术精深的老先生展现给了我们，更让我们领略到加州理工学院浓厚的创新精神和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

　　吴德星直言：“在国内的大学中，像冯·卡门这样的教授和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学术氛围浓郁的大学，大概不多。”他认为，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催之”的古训，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甚至是无意识行为，使得敢于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总如凤毛麟角。

　　“中国的大学有责任在实践中逐渐扭转这种不利于人才成长，也不利于发现人才的文化意识，通过持续不断地融入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培养敢于求新立异的个体，营造公开竞争的学术氛围，吸纳西方文化之精华，摒弃传统文化之不足，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吴德星说。

　　多年的办学工作经验使吴德星深切地体会到，大学和个人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文化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产生凝聚力、创造力、教育力和影响力。

　　“文化决定着我们的境界、选择和行为方式，文化从最深处、最细处、最根本地影响着我们的事业和个人的发展。”吴德星说，“对于大学来说，文化是事业的灵魂，对于个人而言，文化是自立自强的根本，文化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

　　据统计，自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至今，共有608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获得了三大科技领域的诺贝尔奖。其中有246位是美国人，占获奖总人数的44%，名列第一。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如此众多。有研究者认为，其中奥妙就在于美国是一个以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著称的国家。

　　“可以设想，身处多元化文化氛围的教师和学生，随时随地都可能在视觉、听觉、感觉和思想等方面得到意想不到的冲击和乐趣。这在激发他们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由此获得了国际性的视野、思维，更容易尊重和包容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而为创新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基本的文化土壤。”吴德星认为，以多元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生存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移民国家中，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性特征，使得我们的文化情感和行为习惯中较难形成对新奇思想的持续性包容和支持。

　　因此，吴德星指出，在构筑大学文化时，需要在顶层进行有意识的设计。

　　首先，人才培养必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教育，这是培养人才责任感和民族精神最核心、最本质的教育。

　　第二，在符合学校事业发展战略的前提下，支持学科多样化发展，鼓励学科交叉，促进学科融合，通过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使学生获得更加广阔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为其在学术上进一步发展夯实基础。

　　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模式和以分数为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提倡研究式的教学，探究式的学习，支持和鼓励学生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勇于标新立异、大胆实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开拓意识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第四，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吸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价值观的教师和学生在一个校园中学习生活。逐步在校园中培养有品位的、各异的亚文化，汇聚成高层次的，能够相互欣赏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主流文化，从而为创新人才的产生和成长培育深厚的文化土壤，为大学的发展增添更多的活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力量。文化是创新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

　　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我们是火药、造纸、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发明者的后代，是长城、大运河建造者的子孙。不断创新的古代文化，曾使我们民族走在世界的前列。

　　正如张信刚所言：“中华文化中没有阻碍创新的基因。”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矢志迈向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反观现状，重灌输轻培养、重应试轻素质、重趋同轻个性、重服从轻创造的教育体制，影响着青少年创新素质和创新品格的养成；科学精神尚未在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中生根，怀疑、批判的意识不强，进取、超越的信心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还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淡漠，不少企业的价值取向仍是短期挣“快钱”，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竞争能力的形成过于依赖引进而非自身创造……

　　可见，我们的文化环境对创新事业的承载能力亟待提高，一些阻碍创新文化形成的观念、制度弊端亟待克服。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未能孕育出系统庞大的科技文明，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所谓‘奇技淫巧’的轻视和不注重逻辑思维训练的倾向有重要的关系。”吴德星指出，“只有把近代科学精神有机地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才能重放光芒。”

　　“一个国家的大学发达与否并不一定与这个国家及其民族的复兴相关，然而一个大国的大学体系发达与否却始终是与这个国家的发达与强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表示，“中国大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中国社会根本变革的标志和产物，而其最早的目的与功用就是发愤图强。”

　　就如韩水法在《大学与学术》一书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大学是新知识、新思想及其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稳定的策源地，不仅如此，它同时也是造就这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及其理论体系的人的渊薮。今天，文明的生命力、独特性和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这些新的知识、思想及其体系，尤其是具备和创造它们的人。因此，简单地说，“大学就是文明的内力与内功的策源地”。

　　韩水法还认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并非只是一件中国人的事情，也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文明多样性能否得以维持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维持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局面和态势，是人类积极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环境。

　　张信刚认识一位来自浙江小镇的女研究生，她的祖母没有文化，对她说大学毕业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而不去当官呢，读研究生以后只能当一名大学老师，她的祖母对她有点失望。她的外公有文化，又是另外一个想法，女研究生将来没人娶，怎么成家呢？这个女孩很困惑，她问张信刚该怎么办，张信刚对她的家庭不太了解，也没有办法给她答案。但是，张信刚希望大学老师受到社会尊重，就没有奶奶或者爷爷说的，读书是为了进政府当官而不是去当老师。

　　张信刚认为，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如果他的生活可以让他无忧无虑，生了病可以看病，小孩可以念书，这样社会上必然有一部分人把追求真理、创造学问、传授知识作为人生的兴趣和人生的志向，这种状况下大学教员们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至少我在美国教书21年，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城里，就是小城，很多人不是说不知道换一个职业到华尔街去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那些钱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只要有一个一般来说过得去的生活，子女教育有保障了，他就把他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他所追求的学问上，对于学问或者传授学问他自己感到满足，这个满足感带给他的快乐比在华尔街开一辆华贵的跑车要好。假如说，在大学城里的人都是这顿吃完不知道下一顿哪里来的话，他是不能那么超然地做学问的。”

　　张信刚经过多年观察，认为一些有才华的人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没有真正地把他们全部的时间或者主要的时间放在专业上，这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不利的。

　　吴德星也提到，名家大师对于学生的意义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而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教师往往能更好地开发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学校，构筑创新人才培养文化需要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激发出中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中国海洋大学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与国家、省、市人才计划相衔接，强化实施学校“筑峰人才工程”、“绿卡人才工程”、“繁荣人才工程”和“青年英才工程”，形成人才汇聚和大学发展的良性互动，集聚一批活跃在国内外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逐步形成一批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的创新团队，并以此为带动，鼓励和培养中青年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提升学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吴德星还认为，目前国内大学中实行的教师工作制度和习惯，使得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机会不多，联系相对松散。应该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交流，鼓励教师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与学生的互动中。

　　朱清时也提到，南方科大的最大任务就是在这几年之内招到几十个到上百个真正优秀的人才。“现在世界上剩下的能够流动到深圳去的优秀人才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争，所以南方科大现在把招聘重点放在青年人才上，优秀的博士后、副教授、助理教授，我们急需要请一些人做领军人物，我们当然也不排除用高价去挖已经成名的人才，因为毕竟要有学术，但我们真正的重点是青年人才”。

　　究竟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培育出人才的种子？

　　林崇德认为，大学期间加强青少年创新能力培养有七种途径。

　　一是改善校园文化的精神状态。营造有创造性的校园文化氛围，包括认识和内化创造力，使创新意识深入人心；营造支持型、创造性校园气氛；开展创造力教学活动，激发师生的创造热情。

　　二是把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渗透到各科教育中。结合具体学科的某种具体能力制定一系列要求，通过达到这些教学要求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是在课堂教学中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激发学生创造的动机，教师的灵活性提问和布置作业，教师掌握和运用一些创造性教学方法——如发现教学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开放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上创设创造性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创新能力。

　　四是构建新型的校园人际关系。促进创造性人际关系的形成，包括树立民主型领导方式，改善领导与教师关系；构建“我—你”型师生关系，改善师生关系；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培养良好的同伴关系。

　　五是创新学校组织管理制度。营造创造性校园，包括重视在教学和学生管理中，给学生足够的课时和空间保证；重视在学校经费管理中，给学生充分的经费保证；积极实行分层管理，消除人事管理中“一刀切”问题对学生创造力的不利影响；形成创新性评价制度，解除当前贯彻创新教育理念的束缚。

　　六是教给学生创造力训练的特殊技巧。让他们掌握美国托兰斯“创设适宜的条件”来进行创新能力训练的方法，教给他们如何有效地进行发散式提问。通过让学生掌握这些有效的创新能力训练方法，让他们进行自我训练，从而达到自我创新能力的提高。

　　七是在科技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科技活动是学生课外活动中与创新能力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活动。通过科技活动，可以开阔视野，激发对新知识的探索欲望，增强学生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操作能力、组织能力与创造能力。

　　中北大学讲师张国认为：“在当前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在努力体现学校自身特色的同时，要积极建立起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开展创新型学习活动的内部文化环境。”

　　张国指出，这种良好环境的建立需要以下相关活动的开展来保障和体现：其一，办好本校的大学生科技文化节。当前，各个高校基本上都在举办大学生科技文化节，应当结合本校的学科、专业和在校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实际开展，力争在办出自己特色的同时调动普通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以取得好的效果。

　　其二，学校相关部门要组织好在读学生，积极参加专利申报活动。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当辅之以相应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并定期出版学生专利、发明方面的书籍，展示创新教育的最新成果，发挥该项活动的持久影响。

　　其三，加强宣传的力度，积极动员学生参与到大学生挑战杯活动中去。这也是检验本校创新教育水平的机会，从中可以看到自身同兄弟院校的差距，也可以同他们交流创新教育方面的经验，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教育水平。

　　其四，学生组建创新发明方面的协会，推动大学生日常创新实践活动的正常进行。通过定期开展活动，使大学生可以自由地交流在创新方面的心得体会，通过集体的探讨来推动个人创新实践的深入进行，起到大学生开展自我创新教育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加强同兄弟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吸取他人好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群体自觉从事创新和创造活动的成效。

　　熊丙奇指出:“尽管我们都在提创新，但创新离我们还很远。”他认为，目前的创新存在伪创新、创新泡沫。

　　目前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创新班，大学里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人才计划、优才计划，所有的班特别多。熊丙奇认为，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没有差别，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而这些学生的结果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

　　关于创新泡沫，熊丙奇提到，从教育部到科技部，再到学校的文件，关键词是创新。“现在中国的科研已经实现第一了，我们为什么还感受到没有创新呢？其实我们学生的论文特别多，硕士、博士论文也特别多。教授、每个老师拿出简历，里面都有很长的自己的文章，但是其中有多少的垃圾论文，而这些垃圾论文是是以创新为名义推进的？”他认为这是很严峻的问题。

　　熊丙奇建议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是政府愿不愿意去推进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自主招生改革，但是自主招生改革走入了歧途，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学生可以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最后实现市场化，这个过程中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培养学生，更重要的是学校受到竞争压力。“举个例子，北京师范大学如果出100万元奖学金，他可能不选择北大，而选择北师大了。我们现在所有奖学金都是录取之前承诺，但是学生是否考得进还是未知数，因此奖学金并不是在考虑范围内的，所以真正要推进我们的高考制度改革，就是让学生有选择权”。

　　第二，一定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简单说就是学校自主，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科学管理。目前中国大学的教授治校无法推进，学校里面各种行政权和学术权互相的制约、互相的监督，之所以我们说教授不能治校，是因为行政部门想把权力掌握在手中，因此导致学术委员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从摆设到进一步摆设。

　　第三，最重要的是公民教育。“现在谈到的是拔尖人才，我们也特别关心大学教育、高等教育、拔尖人才，说句实在话，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培养合格的公民的问题，在合格的公民都不能培养的时候，我们希望要培养出拔尖人才，只能说是在一片荒凉的土地上希望长出参天大树，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