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12月2日，《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深切缅怀了的巨大科学贡献和崇高品格，也讲述了王淦昌对后学的真诚关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的深深忧虑。在此，我们约请李惕碚院士根据发言内容撰成此文，既作为对王淦昌先生的一个纪念，也是对科学创新环境的一个呼吁。
来到三里河王先生家时，核工业部的几位领导正在看望他，同他商讨什么事情；王先生见我来了，立即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以后再讨论，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把几位领导给请走了。……他问我：“我能帮什么忙，能做点什么吗？”先生诚挚的关切使我深为感动，但事情涉及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复杂的管理体制，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先生的询问。
王淦昌先生是清华大学引以为骄傲的杰出校友。我和王先生是相差32年的同学，现在是清华的教师；我想先生如果健在，是不会在意什么职位和头衔的。1963年从清华工程物理系毕业时，我只填了“二机部”（当时的核工业部）一个工作志愿；看见分配通知上的单位是“二机部311工程处”时，高兴地以为实现了参加核武器研制的愿望。其实，311是原子能研究所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的代号，同原子弹没有关系。云南高山站是王淦昌和肖健先生于1950年代初领导建设的核物理和宇宙线物理研究的实验基地。我到原子能所工作时，王先生已经“以身许国”，更名王京到青海领导研制原子弹去了；但宇宙线室的老同志还经常“王公”长“王公”短地讲述着他的故事：如何在中关村福利楼为去高山站观测的年轻人饯行；如何在学术讨论中激烈指称对方“胡说八道”后，经过争论改变了看法，又立刻高兴地伸出大拇指：“了不起，年青人，真聪明！”……这些故事使得从未见过面的王先生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慨叹吾生也晚，虽有幸参与王公开创的高山宇宙线研究，却无缘目睹他令人衷心向往的学者风范。
1992年，我和吴枚提出对象重建的直接解调方法，采用直接解调技术设计的空间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HXMT,用非成像的探测器扫描观测得到高分辨像，有希望实现人类首次硬X射线成像巡天。由于直接解调是国外没有用过的新方法，HXMT项目难以立项。1995年，中国物理学会学术年会要我作“宇宙线物理”的综述报告，我把报告主题改为“高能天体物理”，借机介绍了国际天文学界和美国宇航局把实现硬X射线巡天作为高能天体物理发展的首要目标，直接解调方法为我国提供的科学机遇，以及HXMT项目面临的困境。王先生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仍然到会听报告。几天后，学会秘书汪雪瑛同志通知我，王公有事要我去他家里。来到三里河王先生家时，核工业部的几位领导正在看望他，同他商讨什么事情；王先生见我来了，立即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以后再讨论，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把几位领导给请走了。王先生对我说，他在年会上才得知我们的工作，要我再仔细谈谈。他拿着一个小本，上面写了对直接解调方法原理、应用以及HXMT项目状况的几个问题，一条一条地要我解释并同我讨论。随着我的讲述，王先生对方法的新颖之处以及我们用气球飞行和国外数据得到的新结果兴奋不已；听到项目的困境，又难过地连连叹息；最后，他问我：“我能帮什么忙，能做点什么吗？”先生诚挚的关切使我深为感动，但事情涉及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复杂的管理体制，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先生的询问。
1946年王淦昌因提出探测中微子的方法获中华文化基金会范旭东奖。战后的1950年代，探测中微子的实验被美国学者精确地完成，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先生生前曾几次在谈话和文章中用平实的语言淡定地提到这件事情，那是在国家贫弱、国土沦丧的时期，只能无奈地选择“让别人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者，一个爱国者，先生的心底一定留有难以言说的遗憾。
王公约谈的次年，我在香港召开的“21世纪华人天文学会议”上介绍了HXMT项目。报告结束语说：“由于在硬X波段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敏度和成像能力，HXMT卫星将对空间天文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于中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去实现人类首次硬X射线高灵敏度和高分辨率巡天，这也是对于中国科学界及其领导者的判断力、自信心与勇气的一个挑战。”我刚讲完，美国NASA戈达特中心的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中微子天文的一个奠基者丘宏义教授从头排的座位站了起来，兴奋地挥动着手臂说：“太好了，我们可以把美国人给毙了！”2001年，我因对象重建的直接解调方法获中国物理学会首届王淦昌物理奖，其时先生已去世三年。能与王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深感荣幸；但王先生生前为之叹息和让海外的丘宏义教授如此兴奋的项目却仍无头绪，又格外令人遗憾和惶惑。2004年美国发射了采用传统成像技术的硬X射线巡天卫星SWIFT，虽然其灵敏度、空间分辨和曝光均匀性比HXMT差，但中国已丧失了实现首次硬X射线巡天的机会。又历经多年的呼吁、评审、再评审，HXMT终于被遴选为“十一五”科学卫星项目。2007年向全世界发布了我国《“十一五”空间科学发展规划》，宣布要“自主研制硬Ｘ射线调制望远镜，计划2010年发射上天，实现我国空间天文卫星零的突破”。国务院批发的《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也明确“优先支持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自主创新项目，研制硬X射线望远镜”。至此，用了近两个八年抗战的时间，一个基于国人自创方法的空间科学实验总算有了实施的时间表。
1940年，王淦昌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法但无法在中国实现。他曾回忆：“我对探测中微子的实验充满信心，还建议我的学生许良英和我一起，从事这项研究。但是在战争时期，条件不具备，很多事情都做不下去。没有光电倍增管，也无法亲自做这个实验，只能让别人去做。我就把自己想出来的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简单方法，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短文……先寄到《中国物理学报》，不知何故他们没有采用。1941年10月13日，我又把这篇短文寄到美国《物理评论》”。《物理评论》于次年1月发表该文，6月就发表了美国物理学家阿伦用王淦昌的方法取得的结果《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1946年王淦昌因提出探测中微子的方法获中华文化基金会范旭东奖。战后的1950年代，探测中微子的实验被美国学者精确地完成，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先生生前曾几次在谈话和文章中用平实的语言淡定地提到这件事情，那是在国家贫弱、国土沦丧的时期，只能无奈地选择“让别人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者，一个爱国者，先生的心底一定留有难以言说的遗憾。半个世纪以后，当我被先生对他并不熟悉的一个后学的工作如此地关切和兴奋所深深地感动时，也从他对科学机遇面临丧失的局面连连难过地摇头叹息中真切地感受到先生内心深处的遗憾。
2007年5月我去常熟参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到常熟，才知道抗战时“沙家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芦苇荡也在这里。那时，王淦昌在贵州的偏远山区为浙大的学子们传道授业。《王淦昌年表》（吴水清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载：“（1940年）冬，一天夜晚，王淦昌在遵义老城小学一间教室作学术报告，内容是原子核的裂变及其和平利用。两盏煤油灯下，王淦昌从卢瑟福α粒子散射，讲到人工核反应、现代炼金术，最后讲到核裂变，并且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时尽管教室又暗又冷，但在场的学生听了王淦昌的预言，‘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和物理的未来，却兴奋不已’。”也在那时，王淦昌为开创中微子物理做出了奠基性的成就。在我心目中，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常熟芦荡里的抗日军民和在核物理最前沿开拓的王淦昌，都是我们民族的不屈精神的代表。在先生墓前，我默默地向先生报告了他所关切和担忧的项目已经得到国家认可的好消息，望先生安心。
然而，（HXMT卫星）项目的落实又陷入了有关部门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复杂的扯皮过程中；现在，“十一五”已经过去，而卫星的工程立项仍然没有实现。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呼吁，又过去了三年，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再一个八年？这一状况甚至引起国际科学界的注意。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谁为中国的X射线卫星买单？”的调查，文章刊登的地面样机大幅照片的图题为“创新的高能望远镜……永远在地上？”，记者请多位欧美学者谈对直接解调方法以及一再拖延后的卫星科学意义的判断。尽管学者们一致地给予积极评价和热心敦促尽早发放HXMT卫星，作为一个中国学人我深感耻辱。
王公1995年为一个有新意的科学项目的处境忧虑地叹息以来，“创新”已日益成为时代的口号和舆论的时尚。我们不断地听领导们要求我们努力创新的教导，和上下舆论对缺乏创新能力的指责。似乎在中国，既缺少意愿又没有本事创新的就是这批科学工作者了；他们还同时担负着培养新人的任务，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国家危亡的年代，前辈学人曾在贵州山乡、在云南昆明、在四川李庄、在重庆北碚等西南边陲，为民族为科学不屈地奋斗和创造，也留下了他们的遗憾和伤痛。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日本飞机的威胁，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昨天，我骑车经过王先生在清华求学时所在的“科学馆”，看见附近二教楼门口悬挂着一个公司招聘会的海报，上书“百万年薪”四个瞩目的大字。是的，同科学的发展一样，国家和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面临新的使命和新的困难，我们需要传承前辈们不懈的科学追求和纯真的爱国情怀。我在课堂上和报告中对学生讲中微子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内容时，总要演示从网上找到的浙江大学西迁贵州遵义湄潭的照片，希望学生们能同我一起，在脑海里再现70年前青年王淦昌沿着乡间小道去邮寄中微子论文的传奇般的情景。现在，《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纪念文集》提供了百余幅精美的历史图片和王先生同事、学生和亲友的百余篇感人的回忆和纪念文章，我们要感谢中国科协、科学普及出版社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感谢《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纪念文集》编委会，为科学和教育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原材料和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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