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业环境代价之困
“一些国际知名IT企业，笑脸上翘的两端(利润丰富的前端设计和后端营销)在国外，中间厚重的下弧(利润微薄但污染严重)留给中国。知名IT品牌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大量低价产品后，将环境代价全部抛给了当地。”
“现行IT产品的全球生产和采购对环境和社区带来了危害。中国大量出口廉价的IT产品，但污泥浊水扔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一种全球生产和采购是不可持续的。”马军表示。
马军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一些国际知名IT企业，笑脸上翘的两端(利润丰富的前端设计和后端营销)在国外，中间厚重的下弧(利润微薄但污染严重)留给中国。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得大量低价产品后，将环境代价全部抛给了当地。”
问题一：IT业重金属污染未被重视，致使重金属污染事件接连发生。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立表示，IT产品从生产到报废的整个过程，实际上都涉及重金属污染。过去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近几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进入了高发期。
“矿山等多行业涉及到重金属的排放，政府已开始重视，可IT业未被提及。在电子行业内形成的EICC标准，其实并不完善，这个行业标准涉及环境的部分很少。”马军感慨地说道。
据了解，电子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在多个环节造成重金属污染。而且，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不断加快，形成了大量电子垃圾，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产生了严重污染。IT产业必不可少的电池、电源行业，其生产链条的多个环节涉及铅排放。
问题二：评价标准不严格，一些国际IT企业国内外两重标准。
在IT产业实现全球生产和采购的今天，许多品牌的生产依赖外包，特别是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风险产品的生产，更是被层层外包。如果没有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就会形成变相的污染转移。
对IT品牌、污染企业、受害者之间的对接调研显示，污染数据库里有很多超标违规记录的企业，背后都出现了一些国际IT品牌的影子，其中不乏像“苹果”这样一直高调宣称“绿色环保”的行业巨头。“苹果”公司的绝大多数零件都是在中国加工，而且都是层层转包出去，对于二级供货商的基本情况更是不了解。
“2010年6月8日，iPhone4在美国高调发布，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加工生产的。”马军指出。
美国“苹果”公司每年营销额高达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公司以“绿色环保”著称。在“苹果”公司官方网站“苹果与环境”一栏，正中是所谓的“环境足迹”，也列出了碳排放的数据。2010年“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中以劳工权益为主，并没有提到如何应对重金属污染。其负责人称，美国企业只有设计和营销环节，不做任何生产，所以不存在污染问题。
以生产电子元器件为主的美国美锐电子为例，根据其发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年报，在国外的企业排放标准样样达标。而在中国的企业则均达不到排放标准，国内和国外是两重标准。
问题三：IT企业供应链管理松散，对二级供应商的环境违规现象不知情。
长期以来，IT企业一直回避建立完善的供应商环境管理体系，一些重度污染企业得以借助大型供应商(甚至是上市公司)为国际知名IT企业供应产品。
许多IT品牌企业明确表示，由于与下级供应商无直接合同关系，他们仅对少数一级供货商有所掌握。但许多高污染、高排放工序被层层转包，一些IT品牌企业并不知道自己庞大复杂的供应链条上究竟都有哪些企业。一家公司甚至表示:我们有5000家供应商，检索起来“太麻烦”。
调研还发现，部分声称实施了延伸管理的品牌，对其下级供应商出现的环境违规问题竟然毫不了解。如索尼称自己的政策是不但要管理一级供应商，还要管二级供应商。但是由于供应链很复杂，连二级供应商是谁自己都不知道。
“有的大型IT品牌企业刻意回避NGO提出的质疑，担心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造成成本升高。”马军认为。
对此，有专家提出疑问:大企业的这种采购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鼓励，甚至诱使一些供应商通过降低环境标准以降低成本，去赢得大企业的订单。
问题四：环境信息没有依法公开，消费者对制造企业污染违规现象不了解。
相关调研大多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IT业，获取信息对企业应该不存在什么难度。
马军感慨地说，“调研中，我们用的就是惠普电脑、佳能打印机等产品，这些IT企业从技术上支撑了中国的环境信息的公开，但在利用信息公开推动其完善供应链环境管理时，他们却落后了。”
其实，地方环保部门已经公布了大量企业的违规记录，但IT业巨头却熟视无睹，不愿利用这些数据对其供应链条进行有效的环境管理。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表示，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与企业没有依法实行信息公开、借此推卸社会责任有很大关系。
IT业污染解决之道
当环境管理沿着供应链条层层递进至原材料生产环节时，品牌企业将有可能真正实现对IT产品生命周期的污染控制。而由此激发的链式连锁反应，将为中国的污染控制提供强大动力。
2010年，在全国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被列为环境保护部2010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目前，环境保护部正在加快《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的制定步伐，并建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然而，IT行业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不能只靠政府唱独角戏，需要IT品牌和多级供应商的协调行动。
途径一：加强IT产业供应链的环境管理，促进环境管理向供应链延伸。
目前，IT品牌企业的环境管理并没有随着供应链的不断延长而延伸。随着供应链的延伸，供应商数量更加庞大，供应关系更加复杂，而IT品牌企业对于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供应商的影响力也会随供应链条的延伸而衰减。
“众多知名IT品牌的制造商之间还存在着层层外包关系，这就使得重金属污染的控制往往鞭长莫及。”马军说。
“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当污染排放随着供应链的延长而延伸的时候，IT品牌有必要将环境管理沿供应链向下延伸，形成一个绿色生产链。”达尔问求知社负责人冯永锋表示。
冯永锋还表示，鉴于主要材料供应商往往也是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环境足迹比较大的企业，希望IT品牌能够将环境管理直接延伸到这些主要材料的生产商，以便有效控制自身供应链条的环境风险。
其实，IT品牌可以考虑层层检索的方式。这样的安排将在环境管理沿供应链条延伸时，协助IT品牌在品牌影响力递减和污染风险递增之间找到平衡。当环境管理沿着供应链条层层递进至原材料生产环节时，品牌企业将有可能真正实现对IT产品生命周期的污染控制。而由此激发的链式连锁反应，将为中国的污染控制提供强大动力。
途径二：加强IT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便于消费者监督。
专家表示，重金属污染防治需要环保、水利、海洋、国土部门联合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相关企业应该推动其供应商信息公开，以便将污染排放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事实上，我国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已对有关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做了明确规定。
从企业环境管理的角度看，公布排放数据，意味着企业必须对污染排放量的外检或自检结果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供应商企业可以借此了解自身的污染物控制状况，而IT品牌亦可对其环境足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冯永锋坚定地说，环境信息公开势在必行，消费者是利益相关者，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途径三：进行第三方审核，促进IT企业积极消除污染记录。
去年，环保组织“绿眼睛”华南自然会办公室主任温美程曾参加了4次特殊的审核——第三方审核。
“对于有污染记录的企业，要想消除‘劣迹’，要经过3次审核。”温美程介绍说，所谓“第三方审核”，首先是内部审核，称为第一方审核；第二方审核是客户对供应商的审核；第三方审核是外面的咨询公司或者是环保等监督部门对这个企业进行的审核。
马军说，环保组织的推动已引起了越来越多供应商的重视。去年，就有一些国内供应商主动与他们沟通，做出说明，表示要改进措施，消除不良记录。
惠普事件后，惠普一家供应商曾多次表示，应客户惠普要求，对环境违规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并详细咨询第三方审核相关事宜。沟通过程中，惠普表示愿意努力促进行业供应链环境管理水平的提升。
途径四：倡导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推动IT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当前世界比较流行“环境责任株连”理念，即任何一个零件在污染环境，就是整件商品在污染环境；生产厂商在污染环境，意味着消费者也在污染环境。“绿色供应链”的末端就是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各种商品的销售者对自己上游、支流的“商业伙伴”负起责任来。
今年1月1日下午，记者对中关村E世界排队购买iPhone4的34个人进行采访。当记者把“苹果”公司苏州联建生产线上受伤职工的情景告诉他们时，排队的人纷纷摇头表示怀疑；半个小时，有人围拢过来请求再讲一遍；40分钟后先后13个人相继走开；剩下的人也在1小时左右陆续离开。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马军说，36家NGO还以此次调研为基础，展开“2010绿色选择消费者行动”，推动消费者关注IT产品生产过程的污染控制，以绿色消费促进IT业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
马军说:“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企业仅做到回应是不够的，最终希望这些IT品牌及时有效地识别那些超标违规的供应商，找到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完全依靠企业自己主动采取行动、改变企业行为，可能只有一部分企业可以做到，大部分企业则难以做到。”自然之友负责人李波指出，“这就需要每一名消费者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选择，选择那些环保的、生产过程不会造成重金属污染的产品。”
马上就评
社会责任只是皇帝的新装?
“苹果”不会是特例，只是有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类似表现的企业不会是个案，只是还没有被推上风口浪尖。而由此引发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却一时间沸沸扬扬。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企业到底有该不该履行社会责任?依据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言论，是不是就不该对“苹果”等企业进行指责?为何人们关注最多的总是“苹果”等知名企业?
企业到底该不该履行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已争论了数十年，但毋庸置疑，在公民意识提高、社会监督增强的今天，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和公民的共识。而今，争论的重点已不是“该不该”，而是“怎么样”，即企业究竟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之一，他于上世纪70年代指出，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
即使是反对者，弗里德曼的提法也有其合理之处，与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无太多矛盾。他指出的“增加利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比赛规则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合法。将反对者和支持者的观点相结合，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还原企业的本来面目，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其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即合法生产和经营。
是不是不该对“苹果”等企业进行指责?我们不妨退一步，套用反对者的观点来分析。即使企业不该承担其他社会责任，也必须做到遵纪守法、“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反观近年来所有被指控不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其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企业的道德高尚与否，而在于不遵守游戏规则。对“苹果”等企业指责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不言而喻，只要企业做到了遵纪守法，就不会出现超标违规排污等行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履行了当下所定义的企业环境责任。而绝大多数被指责的企业，翻开其成本单，往往不堪入目，将其利润建立在巨大的环境代价和职工健康成本上。可见，对于企业该不该履行社会责任的争议，并不能成为企业发生污染环境等行为的借口。
为何人们关注最多的是“苹果”等知名企业?并非由于品牌效应，也并非出于对名企苛刻的要求，往往是由于人们感觉到自己的信任被亵渎。名企往往都披着华丽的外衣，都有“绿色环保低碳”的噱头，都有百十年的口碑积淀，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名企，往往是出于对名企的信任。当真相被打开，被欺骗的感觉席卷而来，失望和失落让人们难以接受。
以“苹果”公司为例。一面是以“绿色环保”著称的高科技、负责任企业高调出场，一面是对于重金属污染的质疑三缄其口的抵触，作为国际知名企业，“苹果”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拷问下的表现让人们震惊。是否放行知名企业?是否放行IT行业?民意与名企已然相逢，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唯一的途径就是企业直面问题，与公众坦然相对，并做出应有的承诺。
更进一步说，知名企业更应该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率。“苹果”在美国做得“不错”，其负责人声称，其在美国企业只有设计和营销环节，不做任何生产，所以不存在污染问题，可在中国的环境足迹却让人大跌眼镜。“苹果”并非忽视企业社会责任，也并非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但却公开回避其供应链管理的社会责任，甚至以此为荣。将环境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苹果”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明成了“皇帝的新装”，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重要因素。
小成凭智，大成凭德。这是商界名言，小型的成功靠智慧，而将事业做大做成则得靠高尚的德行，直白昭示出事业成功不可缺少对公平、正义、慈善等正面价值的推崇，而这些价值正是企业要长久生存的根基，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真谛。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