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多数科研系统的行政管理人员是想把事情做好，但一些过时的制度、法规、政策妨碍了他们更好地为科学服务；大多数科研人员也愿意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以真正出成果为目的、不以拿到很多资源而自豪，因为他们都知道，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真正重要的是在科研上作出成果。”
王小凡是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癌症系教授。今年9月初，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的国际评估时，他读到了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的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作者施一公和饶毅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院长，文章谈到了中国现行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的问题。
这篇社论让王小凡沉思：“我感觉国家目前科研经费管理中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是在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产生的。过去的科研经费都是按人头拨下来的，后来逐渐改为以竞争为主的分配方式。因为发展得很快，许多原来的制度、政策、法规包括文化，都没能跟得上。现在正好他们两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机会，来挑明问题、找出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他认为，目前国内在科研项目经费的分配过程中竞争不是过少，而是过多，竞争的质量和效率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这导致国内的科研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在经费申请上。“经费分配全部搞成竞争并不是件好事，对于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应该给他们适当的稳定支持，让他们能安心地做研究。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在持续增加，正是改革经费分配思想、体制和方法的最好时机。”
“我是做基础研究的，希望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更多地参与讨论，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找出新路子。”
在基础研究方面，王小凡感到现在有些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定位问题。如果国家觉得科学院在科研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就应该对科学院设定特殊政策：一方面应当对进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严格挑选、定期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保证研究人员的质量后，就应该给予他们较高比例的固定支持，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因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低效的竞争太多了，科研人员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经费申请上。在科学院，即使许多很好的研究所，全部科研经费的60%～80%都是通过竞争获得的，这意味着所内研究人员花费在经费申请方面的时间精力是相当巨大的。再者，中科院研究人员过多参与竞争也让高校的研究人员觉得不公平，因为作为国家队，他们在研究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有国家的额外支持。”
他指出，如果在定位上科学院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主，辅以与重大项目相关的自由探索，而大学以自由探索为主，那么，国家在科研经费分配的思路和方法上就该相应地有所不同。他认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分配体制可资借鉴。
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部门之一，NIH的使命是探索生命本质和行为方面的基础知识、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和残障，NIH也是世界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和资助机构之一。2010年，它的经费预算为312亿美元，其中20%左右用于资助NIH内的24个研究机构。这些NIH的下设机构是通过直接拨款的方式获得经费，不再需要到外面申请经费；另外80%的预算则是通过各种方式，资助全美国各大学、医学院校、医院等非政府科学家以及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的工作。
王小凡说，NIH内的研究机构每年要写出经费预算计划，但不是去竞争。NIH内的6000多位政府研究人员也不需要写具体的申请书，只是每4年会经过一次评估，如果研究做得不好，实验室会缩减规模甚至被关掉。“当然，我不是建议国内完全学NIH这样的做法。我的想法是，既然科学院招了许多很好的科研人员，为什么不给他们多一些固定支持，多让他们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呢？”
但是，如果设置固定经费，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会不会又出现“大锅饭”的现象呢？
“不会，”他说，“作为国家的研究主力，研究人员在进入科学院前是经过严格竞争和评估后挑选出来的，这个是前提，所以不会是‘大锅饭’。很好的人留下来后，就应该给他们充足的支持，4～5年后再进行评估。我们已有这样的模式，比如王晓东领导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蒲慕明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国家给的固定经费比例相对较高。据说蒲慕明就要求所里的研究人员不要整天到外面申请经费，因为国家给的固定支持已经足够每个实验室专心做研究。”
他建议在中国科学院实施改革：“科学院拥有目前国内最好的科学研究人员，没有理由不给他们更多的稳定支持。稳定支持和竞争两种经费分配方式并存，这不仅会促进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也可以促进科学院系统外大学、医院等机构中的研究人员更好更公平地获得研究经费。”
以“973”项目为例，王小凡分析了目前大家忙于经费申请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他说，现在一个“973”项目下面往往有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课题组，遍布全国好几个地方，表面上是希望通过合作促进项目研究，但实际上大家联合起来基本都是为了增强申请到经费的可能性。分钱成了主要目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反而很少实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小凡分析，因为大型项目的总数比较少，申请成功的几率非常低，而每个项目都有十几个实验室想申请，于是，为了减小竞争压力，大家就联合起来一起申请，把竞争对手拉进来，甚至将评委所在地方的研究人员也拉进来，造成一个项目下有一大堆人。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就是即使申请到了大项目，真正分到每个人手中的钱也不够用。大型项目被人为地“小型化”，而得到一个“973”项目资助的这些实验室又必须再重新组合起来申请别的经费，这样就扭曲了国家设立“973”项目的本意。
王小凡的一个建议是，增加目前每一个立项的“973”项目的子课题数目，但每项的资助总额减少，同时规定只有限定个数的实验室可以参与同一项课题。举例来说，目前肺癌已经上升为造成癌症死亡人数的首要病因，国家需要在肺癌研究领域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项目的总额为4年资助2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的做法，有5个课题将得到资助，每一个课题的经费为4000万元，但每一个课题的参与实验室会多达十几二十个。如果把资助的课题数目增加一倍，资助时间延长为5年，同时规定每个课题下的实验室的数目只能为两到3个，则对于各个研究组来说，竞争到经费的几率更大。不仅如此，一旦得到资助，每个实验室可获得每年150万至200万元的支持，获得这样支持的实验室在一般情况下已不需要申请国家的其他资助项目。
他还提出另一个建议：借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模式，国家拿出一部分经费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平竞争和严格评审，挑选出100个最优秀的实验室作为试点，以5年为期限，每年为每个实验室提供150万～200万元的经费。而这些实验室也不得再去申请其他经费，参与这项计划的实验室5年后再评估，评估合格后还可以继续竞聘。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所，也是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拥有资金120亿美元。研究所最著名的项目是设立HHMI研究员，HHMI研究员是在全美范围内通过严格竞争选拔出来的学术佼佼者，一旦获选，在未来5年里，每位研究员每年大约获得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支持其集中精力做创新性高但风险大的工作，而不必为研究经费分心。目前约有350位HHMI研究员，包括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41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许多才华横溢的学术新星，其中就有华裔学者王晓东、许田、庄晓威、韩岷、骆利群等。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设立HHMI研究员项目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获得经费、时间和自由来从事挑战性研究，那么，有天赋、献身精神和想象力的科学家在生物领域所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将有益于人类健康。
“如果全国有100个优秀的实验室在一定时间内拥有了固定的经费来源，可以从体制上减少很多低效竞争。现在国内科研经费分配方面的严重问题不是额度不够，而是分配不合理。实际上好多研究人员都不想在经费申请上花这个功夫，但没有办法。你参与我、我参与你，合起来去申请大项目。实际上每次每个实验室分到的经费都是非常有限的，要多次参与经费申请才够用。这样的竞争太多，自然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复杂。这是目前科研管理上的大问题。”
施一公和饶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本应该让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但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他们特别指出了政府部门的大型科研项目在立项、申请和评审中的问题。
从2008年开始，王小凡组织、参与了对中国科学院8个研究所的国际评估。他说：“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科学的进步是主流。在对中科院的8个研究所进行评估后，我的感觉是中国科研力量上升很快，许多科研人员作出了很好的结果。从总的经费分配上讲，很多该拿到经费的人也拿到了，这是实情。当然，这中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找出原因，先改制度，再改过程。”
立项和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和专业性是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关键。他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立项上，参与立项的人一定要遵守回避制度。他以美国在类似问题上的制度举例：“在美国，如果你参与了立项，那么你就不能再参加项目申请。不仅如此，你的导师、学生和3年内合作发表过文章的合作者也都不得申请。对于参与立项和评审的专家，还需要签订一个保证协议，确保没有利益冲突。这些制度还有严格的后续监控措施。参与了立项又让自己的人去申请，这是大家极为反感的事。”
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某个领域的专家比较少，参与立项就不得再申请该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可能就没有最好的研究团队做了。“人少了以后确实有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让国外专家参与立项。其他科研人员相对较少的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也常常参与加拿大、荷兰以及以色列等国家的基金评审。”
在立项评审问题上，他讲到了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多年来，许多华裔科学家和外国专家经常到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但在国家重大项目如“973”或“863”的立项中，基本没有国际专家的参与。他表示：“现在时机成熟了，华人科学家现在够多了，他们在美国做得很好，在自己的领域也很活跃。我们在国外积累了这么多人才，可以在这方面为国家服务。当然，请华裔科学家，也要保证他们在国内没有相关的利益冲突。”
王小凡强调，科学界的诚实信用需要有效的管理制度来支持。只有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处罚不诚信的行为、鼓励诚信的行为，才能营造出好的氛围。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在科研经费评审中都有个别不公正的现象。比如，为了支持自己的利益相关人，硬把大家都认为确实非常优秀的人或项目的分数打得很低。
“评审人起码要公正，不能乱来。所以，经费管理部门在聘请评审专家时应该有试用期，并为之建立档案，不合适的人就不再聘请为评审专家。在评审开始前，每个评审专家需要在保证协议上签字，声明自己是否与被评审项目、被评审人有利益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人一定要回避。如果隐瞒利益关系并被查实，管理部门应作出相应的处理，例如在规定年限内不允许该评审专家再参与评审工作。这样用一套系统来约束和规范评审人会比较有效。”
“对评审人员，一方面要加强利益冲突和公正性的监管，另一方面不要迷信包括院士在内的大专家，不是所有的大专家都精通所有的事情，不是所有的评审都是院士越多越好。”他讲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三四次，王志珍被邀请担任一些大项目的评委，当她发现所评审的领域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偏得太远时，她说：“我没法公正地评审，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些领域。”她谢绝了这些邀请。
王小凡说：“我希望我们的许多院士和高层专家都能吸取这样的经验，不真懂就不要掺和。否则，自己会非常劳累却没有为国家做好事。”
不仅对于参与立项、评审的专家应有制度约束，对参与这个过程的行政工作人员也要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比如说，对泄密者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甚至开除公职。其实在这一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有较好的规定和措施。他说：“这些制度措施应该在各种科研项目中都予以公示，我们应尽量保证制度和执行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这会让大家明白，虽然在任何社会都有人情因素，但国家会通过制度尽量减少这种因素的影响。”
“经费的分配机制更要与运用、管理和评估联系在一起。这样具体做起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理顺了，大部分人都会按规矩办事，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借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一问题的机会，他建议以国家名义组建一个比较高层的专家委员会，吸收海外专家参与，推动国内现行经费管理制度的改革。“为什么要从高层来做呢？因为这不是一个部委的事。很多问题都需要高层统筹解决。”
王小凡最后指出，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国家资助科学事业、管理科研经费的最终目的，是把经费分配给最好的人，做对国家、对人类最有益的研究。现在国家大幅提高科研经费投入的额度，正是改革的良好契机，可以用增加的部分先做试点。
王小凡认为，只要坚定改革、统筹规划，中国的科研经费制度是完全有希望做到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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