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你不会在一天内看到变化，但是却能看到中国前进的步伐。”就中国的竞争力问题，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里亚在10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中国这些年“大力鼓励科技创新，进行人力资源建设，各种产业也逐渐进入价值链上游”，扎卡里亚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中国近日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如何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海外学者目光也纷纷聚焦中国。

　　“自主创新”需有普遍性

　　过去，人们一直提倡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攻关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许多海外学者认为，这类办法在少数重点赶超项目上有优势，但随着生产方式逐渐向高端转变，实现普遍技术进步还需要导入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应尽快成为创新竞争中的重要力量。

　　美国惠普实验室资深科学家曾军博士认为，中国应用技术研发水平近年来有了显著提高，但中国应用技术科研整体布局侧重于点的突破，在通过系统整合创造商业化服务方面，中国国内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差距较为明显，尤其是和惠普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以及施乐公司等老牌科技公司相比。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认为，中国基础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不少成果，但和企业创新的相互结合缺乏动力和途径，使得大批研究成果不能迅速形成尖端产品，造成许多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德国、美国和日本手中。

　　“像苹果公司iPod、iPhone、iPad等创新产品需要一个或者多个团队的合作才能完成。最近时期的其他重要创新也是如此。”瑞士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技术管理系教授比尔・费希尔认为，这种团体性创新，也是企业创新竞争的特点。而中国科研下一阶段需要着力的正是这一点。

　　海外学者提到的这些问题，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都有涉及，其中就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做出了重要规划：“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当然，强调企业作用和市场竞争，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

　　将技术进行系统整合耗资巨大，对一般中国公司而言，这种规模的投资往往负担不起。惠普实验室的曾军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当承担起领导作用。他建议，政府可以通过扶持行业协会来促进业界合作，以更有效确定科研优先方向，优化科研资源分配，同时促进国内产业界更充分利用学术界的科研成果。

　　能迅速将技术商品化，变成真正的财富，是否就意味着国家科技竞争力增强呢?对此，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王肇中这样认为，中国有许多商品化的技术还仅限于复制与拷贝，还谈不上创新。而日本国际社会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原田泉说，中国科研要想更上一层楼，企业和风险投资人需要逐渐摆脱对西方技术进行模仿的热衷，要投资那些具有自主创造性的项目，这样才能使“自主创新”具有普遍性。

　　“在北京的中关村和上海的浦东，我已开始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变化，”原田泉说。

　　脑力建设看重“软环境”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了人才培养的制度性建设重要性，提出营造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平等公开和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创始人、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就认为，这种软环境的建设，对培养人才、促进脑力资源建设至关重要。

　　“我还记得十几年前，中国的实验室还比较陈旧，设备也比较落后，”何大一对记者说，“但现在大不一样了，研究水平和研究设备都有很大改善，但中国在科研能力上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需要建立更深层次的科研文化氛围，也就是说，在软环境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倡创新和想象能力，这是培养有创造性一代的关键。”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华裔副校长郭正晓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力扶持一些重点科研项目和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国内能达到世界水平的排头兵已经有一些了，但还需要有大部队跟上”，这就需要创造好的软环境，鼓励年轻人。因为青年时期是科学家的黄金时期。

　　郭正晓对科研软环境建设有自己的见解。“软环境建设，要在学术氛围、学术管理和资金分配体制等方面有利于科技创新，也特别要适合于青年科学家的成长。给青年人发挥作用的平台，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热情，这样创造出来的东西往往更有价值。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好的软环境，还需要有耐心和宽容。日本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研究科教授森康晃指出，日本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是注重基础研究知识的长期积累、大力培育人才的结果。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在开发能够赚钱的技术时，还应该注重创造好的科研环境。总之，基础研究(长期)和应用研究(短期和中期)知识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进一步改善科研的软环境，注重积累，并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中国科研创新能力十几年内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伦敦大学学院副校长郭正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