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余立娅一个月大的女儿被诊断出肺炎。医生给开了三代头孢。身为一名工作在重庆的药剂师，余力娅了解三代头孢及其副作用(恶心和腹泻)。虽然不情愿，但是由于害怕病情恶化，她还是让孩子服用了这个抗生素。
“医生说他们不确定孩子的肺炎是不是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她回忆说。而一个星期以后，孩子的细菌报告出来了。这个27岁的妈妈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生气。因为在她女儿的痰里没有检测到任何细菌感染。“我女儿根本就不必使用抗生素的，”她抱怨道。
抗生素在中国医院的使用率平均在70%左右，这个数字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抗生素使用率的两倍多。抗生素在中国已经滥用成瘾。健康专家指出，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不但增加了产生了诸如上个月在国内检测到的NDM-1超级细菌的风险，而且导致更多的新生婴儿对药物产生耐药性。
在余立娅工作的重庆西南医院，儿科医生们已经接收过多名“耐药宝宝”。
“我上医科大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说引起肺炎的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敏感，”儿科医生汪洋说。“但是这种细菌早就已经对青霉素耐药了。现在我们不得不给孩子开更高级的抗生素。”
重庆大坪医院的儿科主任医师史源指出，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滥用抗生素，一旦发生宫内感染，孩子生下来就会具有耐药性。他就遇到过好几例这样的新生儿。年幼的孩子就已经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情况已经在全国蔓延。本来很容易医治的小病，如今都变得麻烦起来。
“我知道美国的儿科医生一般都会避免给儿童使用抗生素。那是因为人家的环境本来就干净，”中日友好医院儿科的主任医治周忠蜀说。“我们给孩子用抗生素，甚至是高级的抗生素，也是不得已啊。因为我们的环境里已经存在耐药细菌了。”
专家称目前中国的抗生素耐药状况已经相当严重，很多致病细菌都能够成功对付抗菌类药物。
甘晓协是重庆肿瘤医院检验科的一名研究员，已经从事临床检验工作25年。她所在的科室专门负责对病人的痰和血液等样本作药物敏感试验。她说，导致皮肤感染的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敏感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如今我们要联合使用利福平和万古酶素这样最高级的抗生素才能管用”。
药理学专家，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汤泰秦教授说：“曾经有效降低了肺炎死亡率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30年前是很多医院的一线用药，但是现在这个药的效果已经比较差了。”
中国医院对抗生素的使用是如何“上瘾”的呢?这个问题，病人要负一部分责任。多家医院的医生告诉中国日报，来自患者的“快速治愈”的要求给他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压力。
“如今到医院就医的病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广东肇庆市端州区红十字会医院的门诊医生吴帅说。“好多人一进来就直接跟你要抗生素，还要输液。他们希望在最短时间内看到疗效。”他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医生就容易去迎合病人的心理，开出不必要的抗生素。
肇庆市离香港只有两小时车程。吴帅说由于习惯了生病用抗生素，还要输液，好多在香港上班的大陆人都跑回大陆这边的医院看病。因为抗生素在香港的医疗系统是受严格控制的，很难买到，一般的诊所也不能提供输液治疗。
一味贪图方便快捷的治疗态度终究是会带来恶果。刘建民就是个例子。这个来自黑龙江萝北县的58岁农民说他被诊断出肺癌之前，从来没有进过医院。“每次我生病了就是去药店随便买点儿药，反正售货员建议我买什么抗生素我就买，”刘建民说。如今在北京就诊的他，正在等待手术。但是由于药敏试验显示他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医生把他的手术推迟了。但是完全责怪不懂医的患者未免不公平，对于抗生素滥用问题，医生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
“多一个治疗手段，科室就多一份收入，自然医生也就多点奖金了，”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万锐杰指出某些医生滥开抗生素的原因。但是钱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大量的医生还普遍欠缺抗生素使用的相关知识。“在中国，只要你是个医生就能开抗生素，”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汤泰秦教授说。“但是很多医生都不知道改如何准确地使用抗生素，而且也不注重学习。”如今国内唯一官方的抗生素使用指南是2004年卫生部颁布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但是汤教授指出这个指导原则过于粗略。“国家需要制定一个更加细致的指导，开抗生素的权利也要严格分级，”他说。
从农民刘建民的例子可以看到，抗生素在国内的药店和私人诊所可以随意买到。虽然国家规定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禁止销售抗生素。然而大多数的药店对这个规定都置若罔闻。
在抗生素的使用上，国内的医院与一些国际医院有着巨大的差别。以北京和睦家医院为例，这家主要服务与在京外国人的中美合资医院多年来一直把抗生素的使用率控制在12%到15%之间。
“一般的感冒我们是不会给病人开抗生素的，”华裔美国医生Andy Wang说。他在来中国从医之前，在美国西雅图已经做了五年的医生。“只有我们发现病人有白细胞升高的情况时，才会使用抗生素。”
细菌耐药性的上升很早以前就已经引起了卫生部的重视。卫生部在2005年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联合建立了“细菌耐药监测网”，目前全国已经有170多家三级甲等医院都加入了这个监测网。上个月出现的3例NDM-1超级细菌就是通过这个监测网发现的。
一些医院也采取措施，主动控制医疗人员的抗生素使用。“每个月我们医院都要开展500例抽样检查，”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徐潜说。“一旦发现有不合理用药的情况，那么这个医生的奖金就会受到影响。”这项措施的开展使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从70%左右降到了50%和60%之间。她补充道：“我们医院正在组建一个可以检测药物使用，特别是抗生素使用的电脑网络。”
为了减少广东省小医院和乡村诊所抗生素滥用的情况，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下属的药理协会正在组织用药的培训，提供平台让大医院有经验的医生指导地方以及社区医院的医生。
但是光靠医院自我监督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还远不足以解决问题。“首先，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肖永红医生指出目前我国在抗生素使用方面存在立法漏洞。“其次，医院必须阻止制药商对医生用药的影响。”
作为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教授，肖永红表示在药品使用方面，目前国内的医生有着过多的选择，尤其是名目众多的抗生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医药代表的宣传就有可能在药品选择上对医生造成影响。“我不明白为什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给同一种药批上百个生产许可，”肖教授说。
中国在大约60年前开始自主生产抗生素。抗生素的品种在90年代之前都很少。那时国内医院的用药大量依靠进口。如今，据去年“中国抗生素60年高峰论坛”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是世界头号抗生素生产国，能产出181个抗生素原料药品种。在中国每年生产的14.7万吨抗生素里，83%都在国内市场消耗。
令人感叹的是，曾经帮助我们战胜细菌的抗生素如今却让细菌变得更加强大。“很难想象如果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无限增强会怎样，”中日友好医院的徐潜医生说。“那将如同回到了发明抗生素之前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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