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掠影】
1、获得过”百篇博士论文”的导师和社会公认的优秀导师应当有权利选择学生，对导师看中的学生我们也应当给予特殊的放行;
2、给博士上课，应当更多地采取“讲座”的形式，让同个学科不同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分别来给学生上课;
3、如果一个教授不能很好地从事教学，对教学没有热忱和冲动，他就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教授;
4、中国的博士培养模式目前来说确实是“不伦不类”的，既不完全是“导师制”，也不完全是“老板制”，但这是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的“不伦不类”;
5、女博士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固然可爱，但也要注意培养社会交往能力，特别是和异性朋友的相处能力，这对以后的发展帮助很大。
【光明网】：光明网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光明日报社和光明网共同策划的博士生教育讨论专题。针对目前社会上对博士质量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光明日报社和光明网将陆续邀请各大高校的教育专家，就博士生培养质量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现场的嘉宾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博士生导师，顾海良教授。本次节目的讨论主题是从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出发，谈博士生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创新。
【光明网】：顾教授，您好!
【顾海良】：向各位网友问好。
【光明网】：顾校长，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光明网。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是博士生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轻松的话题，来谈一下武汉大学，您以及您的一些博士们。您在您的学校里面，每一年都要进行一到两次的面对面的谈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博士生跟您谈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顾海良】：高校中博士生这个群体，已经成为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我们现在每年录取的博士生都达到1500到1600，这个数量应该说非常大的。假如按三年或者四年学制来计算，武汉大学校园内就有6000多个在读的博士生。作为校长，当然非常关心这个群体。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我自己带着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同时作为学校的校长，同他们接触的可能更多一些。我对自己的学生主要是作为博士生导师，履行我的职责，对他们进行指导。至于学校博士生这个群体，是作为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经常同他们进行交流，经常同他们交换意见。
【光明网】：那他们跟您交流最多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顾海良】：谈的最多的当然是，他们希望学校能为博士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使他们在武汉大学三年到四年的学习中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他们也经常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希望学校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其中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希望我们的导师们能够在学科发展的前沿性、科学性等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指导，他们确实希望在博士生学习期间，能够接触他们这个学科最前沿的一些问题，最有拓展性的一些问题。这可能是谈得最多的问题。
第二个谈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怎么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完成三到四年的博士生的学习。希望学校在给他们的经费支持上，生活条件上，能够更好一些。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是谈得比较多的。
【光明网】：武汉大学在这两个方面有什么举措吗?
【顾海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求尽力提高导师带博士生的水平和素质，这个也是现在博士生教育和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博士生教育的成功，可能与导师的水平和素质有着很大的、直接的关系。
【光明网】：所以你们对博导的要求应该挺高的。
【顾海良】：大家都说“名师出高徒”，“名师”的要求达不到，我们学校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难以达到。我们经常跟导师们谈这个问题，每年举行的博士生导师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这个问题。在生活方面，我们经常利用各方面的条件，使得博士生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待遇和各方面的资助科研经费的支持。这和教育部和学校的几次研究生培养改革同步，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待遇。
但是现在从总的情况来讲，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待遇和中科院的各个所的博士生待遇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学校努力想改进的一个方面。另外，随着博士生培养体制的改革，比如说硕—博连读方式的推行，我们试点“1+4”的硕—博连读，就是硕士一年，硕士第二年经过遴选就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博士生就是四年。比如说“1+4”，同学们就提出，到第二年，也就是博士生第一年，是不是应该享受博士生的待遇了。我们同意这个建议。“1+4”中“4”的第一年，就开始享受博士生的待遇。像这些，学校是可以想办法加以改进和完善的。
但是，因为博士生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发展的过程。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尽力做得更好一些。
【光明网】：那说到这个博士生教育的体制改革与创新，很多网友首先想知道的一点是，现在博士生教育的总体状况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也是现在社会上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博士生教育总体上乐观吗?
【顾海良】：从总的来讲，我认为，这几年博士生教育和整个高等教育一样，是一个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时期，规模发展得很快。我们有个数字，比如说1999年，我们全国博士生的录取数字只有1.83万。那么，到2010年，全国博士生录取的规模已经达到6.2万的，这个增长的规模应该说非常大。当然，这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种需要。
【光明网】：那规模增长的同时，是不是势必会造成质量上的问题?
【顾海良】：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看待。从博士生规模扩大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每年要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从各高校送来得优秀博士论文中，每年遴选一百篇。这个应该说遴选越来越严格，当年只有一万多的博士生选一百篇，可谓“百里挑一”，现在五六万博士生中也是选一百篇，已经是“千里挑二”了。
我们从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角度来看，这一百篇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在提高的，一年一年，有明显的提高。这是博士生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毕竟在不断增大的博士生人数中，一百篇的数量并不是很大。就整体的来讲，原来一万多博士生，现在五六万博士生，这个总体的质量应该怎么评价?我觉得要全面地看待，好的、质量高的应该说比以前更好、更高一些。那么，中等和偏下的是有一些培养质量上的问题的。我认为，从总的百篇博士论文，甚至更多的千篇博士论文来说是比较好的，应该说质量在不断地提高。中等和偏下一点的质量下滑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在整个高等教育中，一个时期数量增长后的质量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光明网】：那我们下面来谈一下关于博士生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情况。首先我们先看一看选拔制度。关于选拔制度，有的人就说，优秀博士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在于生源的选择。那高校在选取生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顾海良】：就像你讲的，博士的生源可能是我们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选苗子，苗子选好了很重要。
现在，从整个高等教育来讲，在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录取选拔中，我认为博士生的录取选拔，学校的自主权可能更大一些。我们现在希望博士生录取过程中，导师能够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所以我们把考试中面试的权重增大，因为笔试固然能够考出博士生水平的差异，但是通过面试更能够检验出这个学生有没有进入博士生培养的基本条件，因为面对面的谈话，主要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主要考察他对科学的兴趣，主要考察他对研究问题的敏感性和敏锐性。这个是比知识多少更重要的事情。这通过面试是可以解决的。
这几年，武汉大学博士录取工作中，面试权重也在逐步地提高，以前我们权重是八和二，笔试占80%，面试占20%。从去年开始，已经到六和四，今后我们想一半对一半，就是笔试能够占到50%的分数，面试也占到50%的分数。面试着重考察的不是考生的知识面，而是考察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考虑他对科学的兴趣，具备的科学的敏锐性和敏感性，这对博士生培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们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导师看中的学生给予特殊的放行。比如说学中国哲学或者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考生整体素质和能力都非常好，但外语考试分数比较低，就这些专业来讲，导师认为非常有前途的，我们可以放行。实际上，我们很多年来已经是这样做了。
哪些导师享有这些权利呢?所培养的学生获得过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导师，就可以最自由地、最大限度地挑人，甚至笔试不甚理想，面试很好的，也可以选。还有大家公认的优秀教师，如国家级教学名师，或者是在社会上评价比较高的导师，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可以享受这个权利，我们还想把这个导师的范围逐步地扩大。
另外，在考生方面，除了笔试、面试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他有科学研究能力的，比如说获得过国家科研科技发明奖，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的奖，通过他已有的成果证明他的能力了，我们也可以破格录取。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对一些优秀的考生，很多学生是念完硕士以后走向社会的，经过社会的检验，在社会上证明这些人具有很强的能力，具有进一步培养的潜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破格的录取。这些改革，还是着重于对考生研究能力的检测，对于他的潜在的素质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光明网】：所以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优质的生源招收进来。
【顾海良】：对。
【光明网】：有人就说有了生源之后可能还不够，到了我们的高校里面，肯定还需要我们高校有好的培养机制。那很多人就提到学科建设，以及我们的课程建设，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质疑，说我们现在学科建设以及课程建设不能够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因为觉得现在我们社会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可能很多看重的还是他的创新能力，以及实际的操作能力。那您觉得应该有怎样的学科建设以及怎样的课程，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呢?
【顾海良】：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现在博士生培养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科目录已经是1998年制定的学科目录，就是我们讲的按门类，按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来培养。那么现在有些二级学科，一些新的，相当于二级学科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学科目录。也就是讲，我们不能按这些新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来招学生，还是要按原来的目录，这样新的学科要求的学生不能招生，更不能培养。另外和这个学科相适应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这两个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相比也是存在一定滞后的现象，现在我们强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问题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等等的要求。随着新学科的发展，有些课程落后了，有些课程需要更新，都存在一些问题。
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武汉大学，有的获得一级学科授权的博士点，学校有权进行新的二级学科的设定。比如讲新闻学，原来新闻学只有两个二级学科，一个是新闻学，一个是传播学。现在我们可以增设新媒体等二级学科，新媒体是新闻学，又是传播学，更是两者的综合，而且新媒体也结合了其他一些计算机学科、信息管理学科等一些交叉学科，那么对新媒体，设为新的二级学科后，有了新的专业学科设置和培养方案，就可以招博士生和培养博士生了。有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的学校，都可以做这项工作。我们现在很多学科，都新设了一些学科发展，新的方向。这对博士生培养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即使这样，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课程设置上，也许还要花很大工夫。我们现在培养方案上是做了，培养方案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的要求调整了。但是，接着的就是导师的问题，导师有没有能力按新的培养方案来实施，这是一个关键。这几年来，武汉大学每年都要对导师进行各种培训，包括请一些优秀的导师来讲自己怎么适应新的培养方案的，自己怎么在新的培养方案中进行创新性工作的，进行经验的交流。同时也请国外同行专家来介绍，他们在本国怎么能够按照新的要求来培养学生。
其次涉及到更为直接的一些问题，就是课程设置问题。博士生尽管课程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课程的前沿性、科学性、精要性和新颖性，以及教授方法和方式的改进和创新问题等等，都是需要认真讨论，需要不断完善的。
【光明网】：对，说到这个课程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网友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课程很多就形同虚设，因为在整个的培养过程当中，很多博士生只是跟导师做课题。那博士生课程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顾海良】：对，你讲得非常对，我们现在博士生的课程，实际上就不是很多。为了达到课程中学科专业的前沿性，我们基本上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比如世界历史的研究，这个学科专业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请世界历史各个学科中很多博士生导师都来讲，采取讲座的方式。讲座的方式和硕士、本科的教育就不一样，不是把一本教科书从头讲到尾，而是把研究的前沿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核心问题跟你讲清楚。而后要研读一系列的参考书，让你把导师们讲的，只是做一个引导，还要通过博士生自己的研读，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掌握这些新的前沿问题。现在博士生的一些前沿课程，博士生的一些新的课程，我们都采取讲座的方式，这个可能比较有效果，博士生也能够接受。
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种讲座式的课程，能够调动博士生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他们阅读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方面我们和传统的本科生授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提出问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中掌握这个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光明网】：武汉大学有博士淘汰制吗?
【顾海良】：我们是有博士淘汰制度的，所谓的博士淘汰制度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学习中不能胜任学习任务、无力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是要淘汰的。有的学生感觉学习压力太重，他自愿退出的，也有导师认为不适合培养的，提出退出意见的。
【光明网】：就是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被退的。
【顾海良】：但是，现在来讲，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多。对于淘汰学生强制性的做法基本没有，大多是导师提出来，跟学生商量，你学习难以继续下去，是不是按硕士毕业，或者找个适合于自身禀赋和能力的工作。通过导师与学生的协商，管理部门与学生的协商，很多学生都接受这样的事实。 还有一种是，说不上是淘汰制，比如讲三年的学习，不能如期毕业的，可以延长一年，延长个四年，甚至五年，甚至最多到六年。也可以三年学习完以后，博士论文没做出来，先找工作，你学习了三年，出去找工作，两三年内，有博士论文做完了以后，还可以再来答辩。前提是你要把博士生培养要求的课程，把一些开题报告都做完。当然，你不找工作也行，留在学校继续做博士论文，这个和淘汰出局不一样。武汉大学博士生平均的学习时间大约在三年半多一点。
【光明网】：很人性化。还有个问题，是关于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的问题，是由导师说了算?还是由一个委员会来决定的?
【顾海良】：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有的如导师认为学生不能如期毕业，可以和学生协商，一般来说，学生会认可导师的判断的，学生可能不会愉快地接受，但还是会接受的。有些导师是非常好的，不仅同学生讲清不能如期毕业或者不能毕业的原因，同时还协助他找到一份工作，不耽误他继续的发展，这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还有一种就像你讲的，有争议性的。导师比如认为“儒子不可教也”，不能再继续培养了，但是学生不买账，还坚持要读下去。这就要经过院里的学位委员会来作出判断。要充分听取导师的意见，导师讲他不行，肯定有一些根据，比如考试课程没通过，综合考试(中期考试)没通过，或者哪个开题报告没通过，一个一个关口可以检验。经过学位委员会的检测，可能也会做出是留还是去的决定。大概方式主要是导师提出为主，不能协商解决的由院的学位委员会来判断。学生对院的学位委员会判断还感到不满意，也可以提交学部或学校学位委员会进行裁决。应该讲，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会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但是，学生在一定的时候也会理解的，可能是有利于他长远发展的。何必在这儿不断地学，但是又没有更大的进取，还不如选择适合自己能力和特长的工作，可能对他长远来讲，会更好一些。
【光明网】：现在博导的年轻化也是高校里面的一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现象。这样的导师，很多人会认为他的教学经验可能不太足，等他当了博导之后，可能也会花很多的精力去申请课题，申请经费。那么他在培养学生方面，是不是花的心思会比较少一点?
【顾海良】：你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教师队伍建设，包括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一个最令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高校教师队伍确实存在一个不足，这个不足就是把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这两个不同系列完全混同了。比如讲，一个博士生毕业以后，两年评副教授，再过几年就要评教授，有的学校为了“吸引”人才，博士一毕业就聘为教授。但是教授、副教授作为教师职称的系列，涉及到不仅是科研能力、学术水平问题，还是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问题。学位制度只是对学术水平的一个评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只是说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是对专业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的认定。而职称，如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得系列，并不应该与学位系列完全一一对应的。但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个制度，博士毕业，28岁毕业以后，要很快争取副教授，成为教授。这时候的副教授和教授，完全是根据他的研究能力，根据他的学术水平来定的。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容易出现一种片面追求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而忽略他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这个现象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的。
所以我们有些年轻的副教授、教授，实际上，上课的时数并不多，不仅上课时数不多，上课积累的经验也不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对教学的兴趣不是很大。你想，一个教授假如不能很好地从事教学，对教学没有满腔热忱，没有这种尽心尽力的热情，或者讲是一种冲动，你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教授。但是我们现在存在把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两个挂上之后，确定产生了您讲的一些弊端。
现在，武汉大学强调，作为一个副教授和作为一个教授，要有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不仅要有教学量，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我们想提高博士生在获得副教授和教授这个过程中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这个教学的责任感和责任性的培养，改变你刚才讲的存在的这些弊端。
【光明网】：那么我们下面谈一下，关于博士生的培养机制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的博士生培养机制是不伦不类的。说我们既不像北美的“老板制”，又不像欧洲的“导师制”，但是我们都有这两者的特点。您是怎么来看待“导师制”和“老板制”的?
【顾海良】：这个概括实际上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美国各大学的博士生的培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老板制或导师制，欧洲也是这样。因为对国外的大学，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多少有点误读，喜欢谈诸如美国大学的培养模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有着不同的培养模式和方式。在欧洲也是这样，所以假如说既不像美国又不像欧洲，或者不像其他。我想这个可能正是我们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这个培养模式，应该充分地吸收一些发达国家著名高校培养过程的一些好的地方。最后形成的可能就是“不伦不类”，但却是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
由于学科的不一样，可能工科的学生更容易把导师称为“老板”。
【光明网】：对，这也是目前社会上讨论很多的，说博士变成了博士工。
【顾海良】：博士工，成为导师的简单的实验员。这个部分是学科使然，由于学科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工科，肯定要有以实验为主体的大量的工作。导师接受了项目科研任务以后，学生肯定是围绕着导师这个课题来做。那么导师可能会把一些实验、一些有点打杂的工作让学生来做。我觉得作为博士生，也有这样一个必要性。但是，导师应该非常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不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简单的试验或操作工具，当作简单的实验员。这是导师的责任所在。
但是，假如把这个就称为老板制，我觉得不准确，因为这个实验室主任是导师，同时也起到了导师的作用，因为除了实验之外，他还要给他们上一些课程，进行一些讲座。而文科、理科，可能体现的更多的是导师制，你看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竭尽全力地同他们交谈，进行讲授，进行问题的探讨。但是，实际上，对文理科来讲也不尽然。在文科中，如搞产业经济学的，可能会经常带着学生出去做一些产业规划，也可能会接受比较多的科技经费，来进行科学研究。比如现在做十二五规划，我自己就有一帮学生跟着我做，湖北省某个地区的一个十二五规划，那么是否给人感觉也是老板制一样的?
我总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导师制度要根据学科形成的不同方式，还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学风和校风来形成自己一些独特的方式。但是，现在的基本事实是，我们导师辅导的方式可能比较单一、也比较传统。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双导师制”。比如讲现在有些结合经济社会与发展现实的一些重大课题，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完成的。“双导师制”，就是学校的科学导师和相关部门的这些工程类，或者其他实践类的导师，两个导师的结合可能会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做法。如果研究的主题是三峡水库建立以后造成的生态问题，造成的三峡各种效率、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就主张，学校有一个研究水利方面的专家，加上三峡工程方面的一个高级的技术人员或者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院的或者研究所的这些人组成一个双导师制，我们很希望我们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结合得十分密切的这些论文，能够有双导师制。
另外可以采取导师指导小组。因为我们现在导师对学生做的论文题目，不可能完全都知道。一个导师假如说指导这个学生，你对他所研究的课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主张组成导师组，导师组用集体的力量来对学生进行指导和辅导。
我们想建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师制度，实际上也会有多种方式和多种样式。在各个学校里面，因为学校的原因，因为学科的原因，可能也会有差异，我们希望有一种多样性的，就是在一个学校有一些多样性的指导方式。但是检验这种方式的合理性，应该是你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我倒赞成这些“不伦不类”，能够转换成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导师制度。
【光明网】：刚刚我们提到美国的老板制度，美国应该是现在的博士生教育第一大国。那您是不是认为它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顾海良】：我觉得美国大学在博士生的培养上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考察过美国一些很著名的高校，考察过他们博士培养的情况。这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
一个就是他注重博士生培养中的，不管研究什么问题，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培养。假如说基础理论达不到要求，可以在进入博士生阶段以后再补习。你研究再现实的问题，基础理论总是一个支撑。不能因为研究现实问题就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美国很多大学既是对博士生的培养，依然很注重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美国许多大学的博士生的资格考试，是比较严格的，或者叫中期考试或者叫资格考试，在取得博士论文资格之前的考试，这类考试主要检测你对基础学科的把握程度，对基础学科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解程度。
【光明网】：这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博士生入学考试?
【顾海良】：不是，相当于我们综合考试，我们叫中期综合考试，通过综合考试以后就可以进入论文开题了。那么这个考试他们做得比我们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二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学生在论文选题的选择上，和导师的协商机制更为健全一些，也就讲学生可以比较好的根据自己自主研究的兴趣和导师进行协商论文选题。在这个中间，也可以取得多名导师的支持，对别的与选题相关的导师都可以请教。我们导师之间的门户之见就比较多了。好像自己的导师已经有很大影响力，再请教别的导师似乎是对自己导师的轻视，，别的导师可能也不会对你说三道四，因为他觉得好像和他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把一个学科培养的学生，看作是一个学科全体导师共同的责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学生可以从多名导师那儿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个做法在美国也是局部大学这么做的，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能做到的。其他的很多大学也和中国一样，隔行如隔山，大家各自守着自己那一摊子。但是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大学，教师之间学术的交叉和交融会好一点。
第三就是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多方面的检验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可能不只是对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数量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了，还包括对他博士论文的评价，以及博士论文所产生的学科的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现实的影响，以及这个博士生毕业以后，走向社会以后，对他的成就的综合评价。总之，是以这一系列的评价来检验这个学校的博士生的培养的水平和质量。不是根据单一的指标，而是根据多种指标。
我想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现在，我们武汉大学，也努力想在怎么能够加强博士生的基础前沿问题的研究，怎么能够使导师形成一个导师指导的群体，打破门户之见，以多学科的方式来指导学生，以及用多种方式检验和检测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等问题做出探索。还在努力探索的有，博士生学制的弹性问题，不一定是三年、四年学完，可能五年、六年，目标就是使学生博士论文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由于博士生的就业问题，由于博士生三年以后经费的后续的支持等一系列问题，有的匆匆忙忙就让学生走了，博士论文可能就此而终止，更好的科研成果就得不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光明网】：对，我们下面来看一些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就说现在很多的年轻博士，不像以前那样很热衷于做学术研究，毕业之后特别喜欢去当行政官员。那您对博士热衷于当官的这样一种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顾海良】：博士当官可能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件好事或者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论语》中有一句话叫做“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先说“仕而优则学”，作为社会管理的官员，“仕而优则学”，做好了得去学习，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已经走向社会的在职管理人员，鼓励他进行硕士、博士的学习，不要简单地把这些社会管理人员或者我们的讲的官员，再深造，看作是一件坏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好了以后，这个“仕”的社会管理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新的学习开始，学习进一步优化自己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不失为一件好事。博士想当官等等，也不要绝对地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他通过高层次的学习以后，能够参加社会管理，我想他的起点比较高，我们预期的社会管理水平和能力，可能也会高一些。
但是假如把这个当官作为学习的唯一的动力和唯一的目标，我觉得就不是很合适了，甚至把学位，或者硕士、博士学位作为当高官的一块“敲门砖”，我觉得就更不合适了。官员到了一定层次以后，就想混个博士、硕士学位，为谋取大官做“垫脚”，我觉得这就很不好了。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就是一个学习的阶梯，是一个标识，而不应该成为一种炫耀，成为当官的一种资本。我想，对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待。
【光明网】：下一位网友提的问题就特别有意思了，他说有一位女博士在和他聊天的时候就说，她白天要愁论文，晚上要愁嫁人。这应该是一部分女博士的生存状况。您平时跟博士交流比较多，您能否谈谈女博士的生存状况是怎么样的?
【顾海良】：现在高校中的女博士生的数量，应该说还是有所增加的。那么像你刚才讲的这位女博士生的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一定数量的女博士生的一种心态。白天愁论文，我估计这个论文是指广义而言，就是讲所谓愁着学习，这个论文不仅仅是取得博士资格的论文，还包括她的科研学术研究。
【光明网】：那在高校里面，博士生面临的论文的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顾海良】：我认为是有压力的，但是压力也不会很大。像您讲的这位白天整天在愁论文，论文一定会做好的，她也不会有很大压力。在高校，女博士生和女大学生同样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婚恋和就业上的一些困难，我们对女大学生的就业给予特殊的指导，博士生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就业应该讲，有一点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可能会比本科生要好一点。同时女博士也遇到一个自己婚恋的问题，因为博士毕业也是近30岁了，按正常的算也就28岁了。有的人认为，不再谈婚嫁的问题就要成为“剩女”了。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系，大家认为男的学位高，找一个低学位的女孩子是能被认可的，那么学位高的女孩子找一个比她学位低的男孩子，觉得好像这个社会舆论和心理上有点说不过去，这个还是我们传统文化起着作用。另外，我们有些女博士生，还要是要提升自己的社会交往的能力，因为确实女孩子从大学念到硕士，念到博士，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有的把全部精力都放学习上这固然很可爱，但是我们更希望在本科阶段，在硕士阶段就能够有一种社会交往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人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特别和异性同学交朋友，这种朋友，我一直主张武汉大学的学生，在本科期间就有这样一种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有了机会，就有了条件，不至于到27、28岁，博士快毕业了，还愁找不到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可能也要不断地全面地锻炼自己。当然，我们对她们也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学校也找一些女性问题的专家，专门进行女博士的心理辅导等等，就是和她们谈心，和她们进行一些交流。我想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同， 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优化，大概会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持一种乐观主义态度。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女博士生既要把学习搞好，白天愁博士论文，也不要愁的太多，可适宜地参加一些社会交往。晚上愁嫁人，独自一个人再愁也没用，心胸开阔一些，多进行一些自我的修养，提高多方面的才艺和才华，我想总是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光明网】：好，今天非常感谢顾校长光临我们的光明讲坛，我们也了解了很多关于博士生培养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内容，好，感谢大家。
【顾海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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