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基础研究中，在信息、材料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突破性进展，被学术界公认并广泛引用，能推动学科发展，或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重大发现的中国公民。
新中国成立至今60余年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共颁发20次。第一次颁发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有3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就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1982年颁发第二次。从1987年起，国家决定设立三大国家级奖励，即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1999年，国家又增设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共五大奖项，每年颁发一次。从2004年开始，最高科学技术奖由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奖。至此，我国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奖励政策日臻完善，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并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
表一列出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颁发情况。若以2000年为界，2000年之前，有24个项目获一等奖。而从2000年至今的11年中，只有4个项目获一等奖。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又空缺。
从2000年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1年中有7年空缺。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该奖项的把关极严，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并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成果配得上这一奖项。如果是后者，就值得人们焦虑和深思了。
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有过重要论述。他在2008年春节前夕看望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吴文俊和钱学森时，就意味深长地指出，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
的确，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绝对重要的。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源泉，可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基础研究也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并且能提高全体国民的智力素养。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因为基础研究是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标的。
我国为什么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起色不大，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年空缺，笔者认为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点。
历史上最早对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和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不但在哲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方面也多有建树。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科学的鼻祖。他的研究方法对后来西方现代科学的开创者，如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均有很大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长期不重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很晚。1915年，一批年轻的留美学者回国后，倡议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发行《科学》杂志。从那时起，中国才有了从事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个人和机构，至今还不到100年。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同时，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于1956年12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规划中提出了13个方面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全部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根本没有提到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此后，科技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又碰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本来就非常薄弱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因所谓同“实际脱离”而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小组或个人被迫撤销或改行，我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处于最低谷。
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来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尤其在1986年2月，经89位院士的多年呼吁，国家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1986年，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才8000万元人民币，到2009年已经增加到72亿元人民币。23年间，增加了90倍。尽管如此，还是必须认识到，我国的科学传统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有着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历史传统。以技术来涵盖科学，以技术来代替科学，甚至创造了“科技”（SciTech）这个词，实际上全部是指技术。
其实，科学和技术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首先，科学是以自然（包括社会和人类本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理性、臻美等方法，以获得规律性的知识体系，也包含这种活动的过程和建制。科学是发现。科学的历史若追溯到古希腊，也不过2000多年。
而技术是人类为控制客观环境与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运用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而创造的一切手段、程序、规范和物质等总和及其实践过程。技术是发明。技术的历史是从猿进化到人类的漫长过程，从制造石器工具到用火……至今至少几十万年。
科学的目的是求真致知，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的目的是应用原生，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技术是回答：做什么，怎么做，做出来有何用。科学的动力是人类的好奇性，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技术的动力是任务性，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
科学的方法是实验推理，归纳演绎；技术的方法是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科学的过程是目标不明，摸索性强，偶然性多；技术的过程是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偶然性少。科学的结果是理论，是知识体系；技术的结果是程序或人工器物。对科学的评价是是非正误，以真理为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以功利为尺度。
正是由于我国长期对科学和技术不分，混淆两者之间的关系，过于偏重科学的实用价值，忽视甚至不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使我国的基础科学事业一直处于弱势状态。相反，却在技术上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调动一切资源在某一点上加以突破。像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人造卫星、神舟飞船的顺利发射，乃至去年千万亿次计算机的开发成功和高速铁路的跨越式发展等，均在较短时间实现。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明显增强，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逐年提高。基础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同时，各类优秀人才引进计划也不断启动。可以说，目前我国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硬件方面，同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改进；现在缺少的是软件，是科研环境，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
以发现自然规律和解释自然现象为首要任务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偶然性多，需要一个长期的学科积累过程。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一种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而且周围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经常可以探讨重大问题，并允许失败。学术自由是产生科学创新和探求真知的根本性条件，一定要在纯学术的科学领域内营造一种不受个别“权威”控制的自由空间，以保障完全的自由交流、评论和竞争。
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春节前夕看望吴文俊和钱学森时，除了谈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外，还说道，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重视创新人才培养的同时，还要注重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胡锦涛的谈话是何等深刻和切题！
但我国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很不合理，对于所有学科均采用“一刀切”的方法。例如对于硕士生毕业，要求必须在影响因子是多少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博士生毕业又必须在影响因子是多少的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而科研人员要晋升职称，也必须在影响因子是多少的杂志上发表多少文章，不一而足。另外，科研人员为应付管理机构各种无休止的申请、论证、检查、评估和考核，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笔者以为，应该把科研人员从这种非科学活动中解脱出来，国家应该建立合理和科学的管理体制。尽管目前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已仅次于美国，但真正学术水平高、有影响力、被他人引用多的科技论文却很少。
只有真正用科学的态度来管理和引导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才有可能逐步减少空缺，中国的科学才会真正有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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