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环保法庭起到保护公民环境权益、惩治污染企业的目的，就要让百姓能够免费打官司，也要鼓励专业机构替百姓打官司。

　　热播的电视剧《包青天之七侠五义》有这样一个情节，包拯到任端州，发现州衙外的鸣冤鼓很久没被鸣响。一番调研之后，包拯发现，原任知府要求到州衙鸣冤的百姓都要交纳数额不低的“诉讼费”，害得百姓诉冤无门。

　　当下，许多地方设立了环保法庭，有些却因为无案可审遭遇尴尬，原因之一就是诉讼费、鉴定费的门槛太高，挡住了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可见，从古至今，要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门槛不能太高。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而百姓的环境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由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凸显。一些污染投诉，因为监管力量不足迟迟难有结果，受侵害的百姓常常感觉无处说理。解决这一矛盾，维护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让污染者受到应有的惩罚，需要一系列的机制来保证，设立环保法庭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一些地方和环保法庭成立之后找不到案源，不是因为当地的环境好，没有污染纠纷，而是环保法庭还没有为百姓环境维权打开一扇门。

　　无论是污水毒死鱼虾、尾矿垮坝毁坏良田，还是儿童血铅中毒，在一系列环境损害事件中，受害者大多是普通百姓，而且多为农民、城乡结合部居民等社会中下层群体。一方面，打环保官司要支付诉讼费、污染损害鉴定费，普通百姓本来收入不多，又受到污染损害，再承担这些费用，显然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受害群体往往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要让他们成为环境诉讼的主体，也不容易。当年日本水俣病事件引发的环境公益诉讼，由于受害者举证困难，病痛潜伏期长等问题，一场官司打了18年。所以，要让环保法庭起到保护公民环境权益、惩治污染企业的作用，必须要让百姓能够免费打官司，也要鼓励专业机构替百姓打官司。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一些地方的环保法庭开始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昆明为环保公益诉讼的原告“免单”，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作为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百姓有地方说理，有人替百姓维权，污染受害者看到希望，污染企业也开始有所畏惧。

　　当然，环境公益诉讼还面临一些法律障碍，比如原告资格不能是无直接利害关系人，到底由谁举证等，这都限制了环保法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一次污染事件损害的不仅是几个人的利益，整个社会也要付出代价。如果每次污染事件都逃不脱“排污企业受益、百姓受害、政府埋单”的怪圈，我们怎能维护环保法律的尊严？

　　中国的环境保护，经过30多年的探索，现在已经到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防治污染的时候。人们期待环保法庭主持公道，环保法庭应该多想办法，让群众打得起官司，打赢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