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人均年“产”垃圾440千克，年均总“产量”1.5亿吨，由于实施处理的垃圾只占垃圾总量的很少一部分，有1/4的城市已再无适当场所堆放垃圾。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又一次将垃圾问题列为重点议案和提案。

　　垃圾处理涉及各方利益，政府如何设计垃圾处理政策，公众如何落实垃圾分类，是摆在政府和公众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协委员持续关注民间组织积极献智

　　“绿房子”方案便捷实用

　　3月6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深圳雅昌集团董事长万捷从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会场匆匆赶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他在本次会议上即将提交的提案内容，与提供智囊服务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再次交流。

　　政协委员精修提案

　　万捷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员。在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他所提提案的题目是《科学规划垃圾焚烧设施，开展源头减量》。今年，他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垃圾分类回收。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阿拉善SEE协会联系国内多家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征集环保NGO对全国“两会”的建议，通过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会员反映给决策部门。在讨论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放在垃圾分类上。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协会，协会除自身开展环境治理外，还为国内环保NGO开展环保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协会拨款80万元，用于资助环保NGO在北京和台湾台北开展城市垃圾现状调研。

　　有了这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自然之友、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市民黄小山建议，垃圾减量应以社区为突破口，以重点城市试点的方式，切实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一建议得到万捷的青睐。

　　为了让这一建议更趋完善、更具可操作性，万捷与环保NGO进行了多次交流与讨论。

　　由于我国生活垃圾前端的分类减量目前还停留在宣传倡导阶段，居民垃圾分类生活习惯的培养显得至关重要。

　　因此，万捷在提案中建议，由住建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管理规定和相应鼓励政策，首先在北京、深圳、杭州、广州等条件成熟的城市进 行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大中型城市，完成以社区为单位的垃圾源头分类减量，通过社区“预处理”减少垃圾含水量，实现更为精细的分类回收，提高后续处理中的 资源回收率，降低运输和末端处置成本，5年内达到城市生活垃圾不低于30%的减量率。

　　公众建议触发灵感

　　万捷在提案中建议，由城建规划部门制定居民小区建设配套标准，规定所有新建小区均需按照每3000户至少20平方米配套建设“社区垃圾分类回收 站”，直接回收居民分类后的垃圾;并配备相应设备，完成社区厨余垃圾初步减量(例如脱水等预处理)、有害垃圾分离、其他垃圾精细分类的职能。建设费用由开 发商承担，运营费用计入物业管理费统一收取。

　　万捷所提建议的灵感，来源于北京阿苏卫居民、网名“驴屎蛋”的黄小山设计的“绿房子”方案。

　　就在同一天下午，黄小山在环保NGO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向关心垃圾分类的公众讲解了“绿房子”方案，为推广垃圾分类宣传造势。

　　2009年，黄小山参与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反建活动;2010年初，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市民代表，黄小山与政府官员一起赴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 理。黄小山与政府、媒体、环保NGO、垃圾研究专家和相关废弃物处理企业积极探讨垃圾围城出路。2011年初，他提出了自己对城市垃圾处理解决方案的“绿 房子”工程。

　　目前，在北京市的垃圾收运、处理体制中，缺少一个独立的、有序的、有明确目的性的环保型资源回收体系，极大地挫伤了公众对垃圾分类回收的积极性。

　　因此，黄小山在“绿房子”方案中，将垃圾减量化的重点放在垃圾处理的前段——社区，通过在社区进行“预处理”，减少生活垃圾量。

　　“绿房子”方案建议，在居民家门口设立一个全覆盖的、全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平台，集垃圾分类收集、废品收购、厨余垃圾脱水并油水分离等功能于一身。

　　“该回收的回收，该循环利用的循环利用。”黄小山说，“绿房子”的建立能让居民更容易、更便捷地分类，对垃圾进行干湿分类，后续的细分类则交给“绿房子”解决。

　　激励措施很关键

　　长期以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分开设置的尝试，最终因为混合运输而未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垃圾资源回收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

　　万捷认为，由市政管委系统出台有效措施，要求各类社区居民将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最初的严格分类，环卫部门配备厨余垃圾专用运输车辆，与 “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对接，市政管理部门也可引进先进的厨余资源化处理技术和设备，对城市厨余垃圾进行统一的资源化处理。

　　万捷建议，在“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的建设和运营中，引入商业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打通资源化回收处理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对 现有小区的调研，出台具体标准，凡条件具备的小区必须提供建设“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的场地，鼓励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建设;不具备条件的小区或商业社区可盘 活现有市政管理的“垃圾楼”实现这一功能。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自然之友城市固废项目组的志愿者赖伟杰对大陆垃圾分类政策制定提出了建议。他介绍，台湾生产厂家在产品出厂前必须预 先拿出“处理费”，由政府成立回收基金，采用奖励补贴的方式，推动资源回收处理体系的建设。民间资本运营回收企业或负责城市垃圾清运部门都可通过垃圾减量 获得奖励。

　　赖伟杰认为，城市垃圾处理如果向民间资本开放，可能存在很大的利益蛋糕分配问题，大陆可以借鉴台湾经验，用明确的制度对民间资本运营回收企业进行规范。

　　谈到垃圾分类的政策设计，万捷认为，政府可以借鉴“限塑令”和台湾垃圾分类做法，将垃圾分类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采用征收垃圾处理费或者排污费的方式，激励公众开展垃圾分类。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毛达认为，“限塑令”规定了塑料袋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众承担环保责任的意识，但相关部 门无法系统说明限塑具体为环境改善带来的益处。所以，政府在出台垃圾分类政策后，要定期回顾政策效果，对分类处理所减少垃圾量进行正确估算，从经济层面说 清楚垃圾分类后公众所负担垃圾处理成本的变化情况。

　　在“绿房子”方案中，黄小山也设计了对进行垃圾分类居民的奖励措施，在垃圾袋上贴上门牌号码，监督居民分类。同时，让居民持有“绿房子”磁卡，一些废纸、饮料瓶等有价值的废品交过去，钱直接刷到磁卡里，居民可用磁卡到一些合作单位(例如超市)购物。

　　到底采取何种方式对居民进行激励，很多热心环保的公众有自己的看法，居民黄世平认为，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可以对“绿房子”所收集的再生资源进行变卖，所得资金作为社区环保基金，用于开展社区环保活动，也可通过定期摇奖的方式，将利益反馈给居民。

　　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认为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

　　“垃圾问题靠分类和罚款等简单措施是解决不了的，它是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垃圾分类是必须的，具体如何操作需要认真规划。

　　现在很多城市都分设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但是分类效果并不明显。很多市民至今都分不清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区别。北京2010 年制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其中包含居民不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将被罚款的规定。这一条款引发公众热议，市民、网民普遍表示反对。今年3 月1日，北京市法制部门向媒体通报，称已经采纳相关意见，“垃圾不分类将罚款”的条款已删除。

　　陈勇认为，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没有细致的规划，没有指明发展方向。他指出，“在实施垃圾分类的时候，政府应该有系统的想法，不能为分类而分类，强迫居民去执行。”

　　“垃圾分类单靠居民自觉或立法处罚都很难操作。目前，国外有成熟的垃圾分选技术，精确到可以把纸张分成几类。”陈勇说，垃圾分类设备只是一个解决途径，但是不能单纯依靠设备。“如果城市建设中能把垃圾处理作为一个系统考虑，我们离解决垃圾围城的困扰也就不远了。”

　　全国人大代表张世平建议

　　奖励措施要跟上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建议，应该采取措施鼓励报纸回收，提高资源回收再利用效率。

　　我国新闻纸需求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消费量为240万～250万吨。而我国每年大约要产生1400万吨废纸，回收利用率仅占30%左右。

　　“我们专门针对报纸回收分类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很多回收回来的报纸都与其他纸张混合在一起，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张世平介绍说，国外的废旧报纸都单独回收，回收利用效率较高。

　　张世平建议，可以采用“回收旧报纸送新报”的方式来鼓励报纸回收。“比如，一年365天，只要提供300天的旧报纸，我们就赠送下一年的新报纸。”

　　全国政协委员戴晓雁呼吁

　　尽快立法 明确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戴晓雁呼吁，国家应该为垃圾分类处理立法。戴晓雁委员是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委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城镇中，垃圾桶装和袋装收运造成的城市二次污染非常严重。

　　戴晓雁建议，国家应对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立法，制定《生活垃圾细化分类收集利用实施办法》，明确各级政府及城乡居民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包括确定垃圾分类标准、垃圾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禁止无分类标识的垃圾流通等。同时制定有利于废品回收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业已存在的废品回收 及利用市场加以积极的引导和规范。

　　戴晓雁认为，市民也应为自己产生的垃圾付费，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依法向市民征收合理的垃圾税费，切实解决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的经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