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文章、要项目、要SCI影响因子、要奖项、要评职称……全部直指利益；公关员、信息员、采购员、营销员，科研人员哪个角色都得做。科研系统评估体系的缺失与偏颇，让委员们忧心忡忡——
“现在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都不愿下去和药材种植区的药农和研究机构合作，更别说扎根产区了！”江西中医学院首席教授杨世林委员义愤填膺地述说，“他们就想做几个时髦的课题，发几篇文章，升个职称。”
“我们天麻、黄连、西洋参的栽培技术都是老教授们在产区埋头六七年研究出来的。”杨世林感慨。
更要命的是，在国外的好苗子，回来也变了。
“我的很有才华的博士生在国外都做新药研究，回来马上转行，主攻发文章。”杨世林的语气里透着惋惜和不舍。
这与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现任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曾提到的“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以前跟着导师做实验，现在开始跑项目”的说法如出一辙。
是什么改变了一切？
要文章、要项目、要SCI影响因子、要奖项、要评职称……搞科研不仅累脑还累心。
“现在的评估体系让年轻人都不知道科研的目的是什么了。”中科院院士马志明委员不明白，应用型研究，有成绩、有转化、有效益就好了，为什么要发SCI文章？
“不是研究出多少药，却研究出多少垃圾文章？”杨世林也不明白。
海军装备研究院综合论证研究所研究员尹卓委员给出了答案：“目前科研领域广泛存在科研项目申报中的‘跑部钱进’、科研经费使用见物不见人等现象。”没文章怎么申报项目？
“房子”“票子”“帽子”是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左铁钏委员谈论评估体系时用得最多的词，“现在的评估体系就是要把科技人员向这些方向领。公关员、信息员、采购员和营销员，他们哪个角色都得做。”
“把个人职级、科研经费、奖励和晋升、住房、用车紧密挂钩，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利益导向。”尹卓的说法一针见血。
“十年之内还不改的话，想把科技变为新兴战略的支柱，可能性很小。”杨世林断定。
“我建议，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分开，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应该分开，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杨世林不愿意自己的学生以论文为“纲”，要多培养新药材。
“我建议，不搞评审应该采用聘任制。”左铁钏认为无休无止的评审才是症结。
“我建议，在科研领域广泛实行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两条线。”尹卓建议对国家、军队、国防领域的科技进步奖的评选进行重大改革，废止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流行的以表面“量化”指标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不以SCI或EI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为判据，代之以不同领域的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等以市场和实际应用，以同行业专家委员会集体评价为标准的评价、考核与奖励办法。
尽管委员们的建议各有不同，他们在一点上意见一致，“这样的评价体系一定要改！”尹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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