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北京、上海、宁夏、安徽等20多个省(市、区)两会陆续召开，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成为越来越多地方谋发展、促转变的共识。一些地区在“十二五”中明确提出了2011年以及未来5年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并将总目标分解、量化，以约束性指标的形式使之成为指导地方向低碳转型的风向标、指示灯。
低碳社会不仅包括低碳生产，也包括低碳生活。由高碳社会向低碳社会转型，前进方向已经明确，但道路并不平坦。发展低碳经济、构建低碳社会仍面临重重挑战。
发展阶段：“发展排放”、“嵌入式排放”难以避免
作为拥有世界1/5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已达到6.2亿。预计到2015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3.7亿，城镇化率将提升到52%左右。这一过程中，不仅会再出现9000万左右新增城镇人口，而且，当前的城市化率中近10个百分点的未能享受市民待遇的农民工，也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真正市民化。这样，城乡基础设施必定要进一步加强，新老市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要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要不断提升，对重化工业产品必将形成巨大需求，并进而转化为对能源的需求，形成“发展排放”。
同时，发展阶段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分工与产业布局中的地位。我国目前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出口产品的大多是资源、能源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的7%～14%是为美国消费者生产产品产生的。“嵌入式排放”与“发展排放”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
产业结构：比例不尽合理，调整进展缓慢
影响能源强度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产业结构。在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最高。目前，我国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为1?4.6?4.2。2010年，三大产业分别比2009年增长4.3%、12.2%和9.5%。高能耗的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发展滞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又相对落后，能源使用效率低，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分别是美、德、日的4.3倍、7.7倍和11.5倍。这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长“挂钩”，成为我国低碳发展的“拦路虎”。
资源禀赋：“富煤、少气、缺油”，清洁能源地理分布不均
能源资源结构决定能源消费结构。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主要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高，每吨煤炭燃烧后比石油和天然气多排30%和70%的二氧化碳。然而，我国已经探明的能源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天然气分别占5.4%和0.6%。
目前，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2/3仍是煤炭，燃煤发电约占电力结构的80%。而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则以石油、天然气为主。在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比例不足30%，发达国家煤炭消费比例大多不到20%。我国的煤炭消费比重畸高。
同时，清洁能源分布与需求地理区位差异很大，如我国技术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陆地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太阳能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区，而能源需求量大的东南沿海地区较为稀缺。这无形中增加了清洁能源使用的实际成本，加大了我国低碳转型的难度。
科技水平：科技研发能力有限，低碳技术相对落后
科学技术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回顾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电力等技术的突破、普及，引起对煤炭、钢铁、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需求的快速上升，“黑色增长”下碳排放急剧增加;而信息革命则逐步改变了主要依靠粗放型增长的老路，使低碳经济成为可能。
相比之下，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仅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9%。究其原因，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是我国的“短板”。实现“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耗比重达到15%左右”的目标，由“黑色增长”转向“绿色发展”，低碳技术的突破、普及应用是关键。
锁定效应：沉淀成本、路径依赖“绑架”低碳转型
锁定效应是指人们对初始路径和规则选择的依赖性。这里指的是我国的一些基础设施、重要机器设备的使用年限一般在15年到50年，甚至更长时间，投入使用后形成沉淀成本，期间难以加速折旧、变现，不太可能轻易废弃。
面对重重挑战，我们能否暂缓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型?巨大的国际压力、能源压力、环境压力，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犹豫。自主减排，尽早行动，我们才能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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