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和环境代价过重、结构不良、效率偏低和能源安全是我国能源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能源必须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开创一条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谋划今后的发展。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可表述为“科学、绿色、低碳能源战略”，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加快调控转型，强化节能优先，实行总量控制，保障合理需求，优化多元结构，实现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引领，体系经济高效。

　　转变能源供需模式，使其由“以粗放的供给满足增长过快的需求”向“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转变

　　转变能源供需模式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科学评估能源供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能源科学供给能力是多少?其中包括对煤炭科学产能概念的认识、对其它能源发展潜力的技术、经济分析以及对环境容量制约因素的分析。二是未来能源持续高速增长是不是合理的需求?

　　能源科学供给能力。煤炭科学产能是指在安全、高效、洁净、环境友好的条件下生产煤炭。国内生态环境制约因素不断加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3%—4%，一些污染严重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失已经占到GDP的7%以上。环境污染已对人体健康产生明显影响。城市空气中颗粒物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在城市病死因中所占比例达13%。环境污染与能源结构和粗放发展方式关系密切。

　　未来能源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并不合理。我国高能耗产业已进入饱和期，可以满足相当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求。现有产能可满足每年完成25亿—30亿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积、10万公里公路、7000公里高速公路、6000公里铁路、1500公里高速铁路和改建新建20个机场，已经超出合理建设规模的需求。同时，建筑节能、交通节能等领域节能潜力明显，三大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潜力大。高能耗产业不应也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

　　如果我国在2020年单产能耗比2005年下降44%，2030年单产能耗比2005年下降68%，那时，仍比日、欧的能耗强度高一倍，而今后发达国家的能源强度将继续明显下降。我国能源需求不应长期持续保持高增长。因此，我国从人均 4000美元发展到 2万美元，不能长期依靠初级生产力要素的投入，而要转变到注重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内需驱动、健康消费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必须过渡到以更为先进的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逐步降低能源弹性系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科学地认识 2050年前我国能源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

　　2050年前的40年，是我国能源体系的转型期。能源体系要从现在比较粗放、低效、高排放、欠安全的能源体系，逐步转型为节约、高效、洁净、多元、安全的现代化能源体系，能源的结构、“颜色”、质量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2050年后，我国将拥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能源新体系，我国将进入比较自由的绿色、低碳能源发展阶段。我国未来的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判断。

　　2030年前的20年，是上述能源转型期中的攻坚期(困难期)。其间，要花大力气形成节能提效机制、实现新型能源(包括核能、可再生能源等)的突破、化石能源的洁净生产和利用、实现污染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石油安全供应和替代、电力系统优化发展、农村能源形态的显著进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2020年前的10年，特别是“十二五”，是上述攻坚任务能否完成的关键期，是全面转向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期。为经济转型应实现重大调整，能源消费增长结构将有显著变化，节能、提效、减排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并逐步实现能源供需模式的转变，实现可持续的供需平衡以支撑科学发展。

　　必须强化“节能优先、总量控制”战略

　　节能、提效、合理控制能源需求，是能源战略之首。对我国这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必须确立“人均能耗应控制在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思想。美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5%，却消耗世界每年能源总量的20%，这样的人均能耗是不可取的。

　　基于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分析，对我国单位GDP能耗的分析和结构节能、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及社会消费节能潜力的分析，我国的节能提效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实现能源消费的总量控制既要控制GDP能源强度，又要控制年均GDP过快增长。“十二五”期间GDP平均增长8%，已经是一个很积极的高水平增长目标。当前我国面临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巨大实际需要。从国内经济环境看，目前的高增长率过多依靠投资。投资率过高，一方面过多地挤压了国民收入中的消费比例，使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受到了严重制约，限制了拉动消费性内需;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扩大产能过剩，使投资效益不断下降。同时由于投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高问题依然明显，通胀压力持续不减，导致国民财富进一步流失。从国外经济环境看，进一步扩大外需的空间总量有限。同时，继续依靠加工、依靠廉价劳动和资源投入，从而大量增加进口，已经很难支撑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收入。因此 8%的高质量GDP增长是十分积极而适当的。

　　必须确立“煤炭科学产能”的概念，努力实现煤炭的科学开发和洁净、高效利用与战略地位调整

　　煤炭目前是我国主力能源，煤炭的洗选、开采和利用必须改变粗放形态，走安全、高效、环保的科学发展道路，煤炭在我国总能耗中的比重应该也可能逐步下降，2050年可望减至40%(甚至35%)以下，其战略地位将调整为重要的基础能源。

　　应该尽量降低煤炭消费增长速度，使煤炭消费总量较早达到峰值，使一次能源增量尽可能由洁净新能源提供。要树立“煤炭科学产能”新概念，实现煤炭安全高效生产、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根据科学产能的要求，应该也可以把合理的煤炭安全产能控制在38亿吨以内。

　　必须确保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地位，增大天然气的比重

　　确保石油在今后几十年的安全供应和能源支柱之一的稳定战略地位。石油国产控制在每年2亿吨(或近2亿吨)可继续保持几十年，但我国石油储采比较低，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走高。石油的战略方针是：大力节约，加强勘探，规模替代，积极进口(消费和战略储备)。

　　天然气(含煤层气、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是较洁净的化石能源。我国潜在资源较丰富，应该也可能大力发展天然气能源，并将它放到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地位上来，增大其在我国能源中的比重。2030年可达到国内产天然气3000亿立方米，加上进口可达4000亿—5000亿立方米，将占到一次能源的10%以上，天然气将成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中的一个亮点和能源结构中的绿色支柱之一。

　　必须努力优化能源结构，加快非化石能源的发展

　　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水电是2030年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第一重点。由于其资源清晰、技术成熟，在国家政策上，应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其积极加快、有序发展。预计2020年、2030年和2050年水电分别达到装机3亿千瓦、4亿千瓦和4.5亿—5亿千瓦。

　　因地制宜，积极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非水可再生能源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的总贡献有可能分别达到2亿吨标煤、4亿吨标煤和 8亿吨标煤左右。可再生能源(水和非水)的战略地位将由目前的补充能源逐步上升为替代能源乃至主导能源之一。

　　发展中国特色的高效安全(智能)电力系统、分布式用电方式和储能技术。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电力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增加，在电力结构中，非火电的比例将逐步增加，而煤电在电力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2050年可降至35%左右。

　　做好中国电力发展的规划和电网构架的规划;利用信息技术与电网技术的结合，建设信息化、自动化、互动化的智能电网，达到提高电网的效率、安全性，也使电网有效接纳新能源的目标;做好“风、光、储、输、用”示范工程;重视风电和光电的非上网和分布式用电方式;多种技术并举发展储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