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9日晚，暴雨倾盆的北京，一位91岁高龄的老人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
这位静静逝去的老人，就是人们熟悉的著名分子遗传学家、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年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的黄翠芬。
作为我军唯一的夫妻院士，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曾是国防战线上盛开的一对“科学奇葩”。
黄翠芬1921年生于广东。1940年，她被岭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大学毕业后，黄翠芬来到重庆，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她通过未婚夫周廷冲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计苏华。从此，他们的人生就与党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这对年轻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奔赴延安，二是考奖学金出国。他们选择了前者，希望能够早日投入党的怀抱。然而，党中央希望能够为新中国储备人才，因此，计苏华劝他们出国留学。于是，他们听从党的安排，先后获得英、美奖学金，在海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立即从波士顿赶到旧金山，准备回国，却遭到移民局百般刁难。
他们毅然选择了“偷渡”，冒险登上了一艘货船，在海上漂泊了56天，终至天津大沽口外。
1954年，在党的安排下，黄翠芬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卫勤总结中，她看到气性坏疽是造成伤员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亟待研究免疫措施，便选择了这个课题。经过4年努力，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研制出了产气荚膜菌疫苗，为过渡到生产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研究室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第一次荣立三等功。
1984年国庆大阅兵，黄翠芬饱含热泪登上了观礼台。
这一次，她是作为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科技工作者”被邀请的。63岁的她献给祖国的礼物是一面医学防护盾牌，三年后获得了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这面医学防护盾牌，是在远离北京的一条山沟沟里完成的。当时，生活条件差，更差的是精神环境：丈夫周廷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西北放羊，黄翠芬也因“海外关系复杂”受到审查，一家六口天各一方。
对于所受磨难，黄翠芬没有一句怨言。
1982年，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香川教授来黄翠芬的实验室参观。他看到的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热层用的是一道道棉帘。他惊呆了，但更让他吃惊的是：“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
他不知道的是，这座楼是“超期服役”的危楼。因为黄翠芬的实验室刚成立，没编制也没房子，她等不及，说服领导，把危楼改成实验室。后来获得的两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最基本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1996年，长期从事国防保密科研工作的黄翠芬，因为卓越的成就和学术地位而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但就在这一年，丈夫周廷冲突然离去。年逾古稀的黄翠芬没有选择“退隐山林，颐养天年”，反而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在科研一线，完成丈夫未尽的事业。
此后十多年里，黄翠芬两次被确诊为恶性肠癌、肺癌晚期。她特别淡定，坚持同病魔斗争，还精神抖擞地登上了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观礼台。
88岁的黄翠芬这次献给党和祖国的生日礼物，是自己晚年亲手领导组建的一个战斗在“后基因时代”的科研团队，其中有“973”首席科学家，有“杰青”获得者，有院士候选人。他们各领风骚，又团结如一，整个团队正如日中天。
在60年的科研生涯中，黄翠芬对工作严格得近乎“死板”；但在生活中，她爱学生和晚辈就像爱自己的孩子。每年春节前，她会在家里举行师生、同事团聚会。她亲自下厨，做出丰盛的粤菜和西式菜肴，二三十人，济济一堂，边吃边聊，无所不谈。
今年10月1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将迎来成立60周年庆典，黄翠芬见证了这座医学科研殿堂的成长。然而，她在60周年庆典到来之前走了，带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带着对科学的无限眷恋，带着对丈夫的无限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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