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总量目前已接近5800万人，这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把5800万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让他们“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人人心情舒畅、充满干劲，始终保持高昂的创新激情和创造活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陈景润等科学家曾经赢得全社会的尊重甚至是崇拜。但现在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去年有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北京市1180名中小学生进行了关于“理想职业”的问卷调查，在9个可选职业里面，“科学家”被排到了第七位。中国科协开展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也显示，被调查者最希望下一代从事的职业中，“科学家”的排名不高。与之相对的，则是社会上的“公务员热”和“MBA热”。选择的多元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大大加强对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宣传力度，让公众了解他们的重要贡献、优秀事迹和高尚品格，使科技工作者成为受尊敬和信任的群体。

　　我们还应该为科技工作者搭建更多建言献策的平台，让他们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政府要从善如流，特别对有独特见解的、“非主流”的反对意见更要予以充分考虑。我曾在不少场合听到科技专家们称羡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团队在国家决策中所能发挥的影响，我想，其实我们是可以比美国做得更好的。

　　科技工作者不可能是社会上最富有的群体，但我们应该保证他们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就目前来说，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和关心基层科技工作者的生活和业务提高发展问题，关注和关心青年科技人员的住房问题，关注和关心一些企业的离退休科技人员收入过低，特别是医疗得不到充分保障的问题。

　　我认为，应该减少各级政府设立的奖项，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主体作用，精心培育学术团体的优秀奖励品牌。奖励要强调经过时间“沉淀”和考验，而拒绝授予既无原始理论创新又尚未证明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中间成果”。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科技奖励本身就是一件严肃艰巨的科学任务，必须遵循科学规律，要下真工夫。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仅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属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其中折射出的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总之，我们应当让科学精神回归科技奖励，真正激活科技奖励机制。

　　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采用像记工分那样的量化方法，而要以质量为重。然而，如何评定质量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采用单一标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同领域和学科，乃至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的评判标准都应该有所差别。同时，质量的评定需要专家花更大工夫，需要更加公开、透明，在重大成果和重大项目评定时，是否采用专家实名制为好，值得考虑。

　　学术的发展以及学术公平公正的维护还需要健康的学术批评。让我们共同努力，培育我国风清气正的学术批评空气和土壤。

　　青年科技工作者是我们未来的科研中坚。我国有很多青年才俊，不仅科学素质高，而且对科技工作充满激情、锐气和创造力。我们应该呵护他们的积极性，敢于把重担压给他们，把成功的机会让给他们，把他们独立取得的成果归功于他们。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他们失败，容忍他们的不足，张扬他们的个性，让他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我们已经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例如承担我国载人航天飞行和月球探测等工程的科研集体，都是年轻人在挑大梁，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出过国，工作资历不深，也没有名气。但事实证明，只要把任务明明白白地放在他们面前，把担子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能不负众望，不辱使命。

　　上面提到的问题，很多都牵涉到我国科技体制和机制改革。但一切体制和机制，又都是由人创造的。一个人生命最绚烂丰富的部分，当属其精神世界。当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生逢其时，应当在自身精神境界的拓展上，不断超越，追求至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院士讲过一段话：“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我们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应该追求这样的精神境界，承担起更加重大的社会责任。我们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恪守职业道德、保持高尚的学术操守，更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惧流俗！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本文选自作者在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