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林纳斯在欧洲环保圈算得上是能整点事儿，也有些名气的人物。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投身各种名目的环境运动，撰写过《6度》《上帝的物种》等畅销书籍，参与过电影《愚昧年代》的制作，据说还曾当面把馅饼扔到一个怀疑环境主义的丹麦政治科学家身上。而他在今年一月来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华丽的转身，在牛津农业大会上公开为其过去的反转基因立场道歉。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戏剧性事件想不引起媒体的关注都难。

　　马克·林纳斯的改宗似乎不是心血来潮。他的确是文科生，在爱丁堡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但他自称是科学环保主义者。在撰写气候变化的书籍时，他就“立志使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甚至不无自豪地引用一些气候科学家跟他开的玩笑，说他在这个领域知道得比他们还多。他在转基因问题上转变立场，是因为发现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的科学性，却没有能够在转基因问题上守住。在向科学界的自我检讨中，他说，其实反转基因的大多数论调，都与科学的共识不符。许多环保人士固执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常常罔顾科学。他怀疑，当这些人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向他们臆想中的魔鬼开战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魔鬼其实正是他们自己这种态度。他的结论是一切要回到科学。

　　林纳斯的自我剖析不乏教益。耶鲁大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曾说，在有关环境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冷静的头脑和热情的心灵，并保持对可靠的逻辑和良好的科学的尊重。但林纳斯认为“反转基因就是反科学”，“转基因的争论可以就此结束”，这些结论似乎下得过早。虽然我们同意尊重科学，但恰好在“什么是科学的”这个问题上，并非有一目了然的答案。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企图用简单的客观标准来清楚明白地界定科学的边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可否认，科学研究有一些基本准则，由此形成了科学家之间在某些方法和原理上的基本共识，但这些准则并不能保证哪个科学家能够得到客观真理，也不能保证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个具体科学问题上科学家之间一定能够求得一致意见。难怪密西根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教授旺达梅尔讽刺林纳斯对科学的理解只有高中水平。高中教科书上的科学有很高程度的共识，而在目前的转基因研究中，这种程度的科学共识并不存在。

　　有人说林纳斯其实是被欧洲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欧罗巴生物买通来为转基因代言的。这是否属实，我们无法断定，但这一点恰好又揭示了转基因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不同的立场与不同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是在科学研究内部，缺乏科学的共识并不是什么问题，不同观点的持续竞争常常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但转基因技术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决策，而在缺乏科学共识的地方，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在科学上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因此，回到科学是必须的，但是也是不够的。更为紧迫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决策体制来保证，在前景不明、证据不足、观点相异、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够共同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