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的领军人物了。

　　他与很多科学家不同，在讲述自己团队从事的科研工作时，他三次用了“运气”一词。他是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称古脊椎所)所长。到了这个层次，还有几个人愿意说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幸运”的结果?

　　一说运气。

　　1999年，周忠和从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他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古脊椎所。他说，自己有运气，回国时遇上了 “百人计划”，2000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从2001年起连续10年获得了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延续资助。对此，他说自己很知足。

　　对于古脊椎所，周忠和更有着很深的感情。1990年7月，硕士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参加古脊椎所在中国辽西的科考。在波罗赤的一条小山沟里，他发现了一块鱼类化石，属白鲟科，是现代长江白鲟的最早祖先。这让他很兴奋。科考结束后，他独自一人再次来到波罗赤的小山沟，想找到更多的鲟鱼化石。但结果没找到鱼化石，却发现了两块保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回京后，专家说这些化石距今有1.2亿年左右，而这一时期的鸟类化石在全世界都很稀少。

　　就此，周忠和开始了对鸟类的研究。1992年，他与同事为辽西发现的鸟类化石命名为燕都华夏鸟。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反鸟，其某些骨骼特征与现在鸟类相反。同年，周忠和在国际古鸟类学术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发现，引起与会专家注意。他们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

　　随后几年，周忠和与同事们又在辽西发掘采集到20多个鸟类化石个体。这些化石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几种不同类型的古鸟。

　　野外发现化石，这是幸运的事，但科研工作不止于此。化石上有许多信息，能否解读这些信息，就与人的知识储备、研究手段和技术手段有关了。周忠和本科时学的是地层古生物学，硕士学的是古鱼类学，博士学的是古鸟类学，这些为他回国后施展身手奠定了基础。周忠和说：“我们就像侦探一样，通过化石上的各种蛛丝马迹，用有限的信息尽量还原更多远古时代的现实。”

　　二说运气。

　　采访周忠和时，他介绍自己不多，重点介绍的是团队的情况。他在幻灯片上列了7名研究人员的照片、研究领域及代表性成果，还有4名外籍学者，再加上化石修理、绘图人员。谈到团队中的徐星研究员时，周忠和说，徐星已是全球研究恐龙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比自己高，“我来领导这个团队真是运气好”。

　　在团队成员李淳看来，周忠和团队与其他许多团队很不一样。这个团队人与人关系特别融洽，互相帮助。“很多别的团队都是‘众星捧月’，只有领队一人闪光，而我们是大家围绕一个方向都是闪光点，都在领域内有所成就。”

　　周忠和团队在鸟类起源和演化、中生代恐龙、哺乳类、翼龙、两栖类等脊椎动物演化以及相关地层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发现和成果，提出或修订了若干理论或假说，已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并使我国成为当今国际该领域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美国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曾评价说，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的时候，胚胎学的证据被用作最强有力的证据。今天他可能会将这个荣誉交给化石。

　　团队成员徐星、汪筱林、张福成都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共计9人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整个团队仅在《自然》《科学》上就发表论文50多篇。团队曾先后获得科技部野外科技工作先进集体、中科院重大创新贡献团队、中科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团队等荣誉。

　　三说运气。

　　周忠和喜欢说“得地独厚”。那么多远古时代的动物化石掩藏在中国，几乎各个时期的地层在中国都有很好的出露，这是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幸福，但化石多并不等于研究水平高。

　　如今，中国有了新一代古生物学家，政府在古生物研究领域也投入了大量资金。10年来，周忠和团队就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延续资助，也获得国家973计划项目的支持。“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古生物学界获得的资金支持能比中国多。”周忠和说，我们有运气，要是再做不出点成绩来，那就是“笨蛋”了。

　　三说自己有运气，运气背后显现的是团结、汗水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