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正成为当下“城市病”来袭的显著征兆。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长三角地区的调查显示，当地严重雾霾污染的发生并非偶然，除了极端气象条件等客观因素外，当地以煤炭燃烧为核心的工业制造能力或是雾霾持续爆发的根源，由GDP掩盖的工业污染问题被再次掀开。

　　有环保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雾霾正成为区域性普遍问题，长三角区域同样需参照京津冀区域，形成区域联防机制，做好治污应急准备。同时，降低污染企业的环保成本、以市场化交易手段提高减排效率。此外，形成强力有效的监管环境，对治理雾霾同样重要。

　　煤炭消耗过多成主因

　　较之以传统重工为核心的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相对要好，但2013年以来却几度遭遇雾霾，令各方难得其解。秸秆燃烧、机动车尾气、建筑工地扬尘、烹调油烟均被认为是与雾霾相关的污染源，但真正造成雾霾天气爆发的元凶，则仍是密集分布在长三角区域的重工污染企业。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指出，以燃煤为结果的硫酸盐相比以燃油为结果的硝酸盐对大气能见度受损的贡献度更高，这也意味着依赖燃煤的工业制造是造成此次雾霾的主因，而因交通拥堵形成的汽车尾气则在其次。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三角地区雾霾的主要成因是由于煤炭消耗过多造成，长三角地区高于其他地区的工业制造能力是该地区的显著特点。过去几年，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本身，都强调绿色循环经济理念以及节能减排，转换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而这样的努力却并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节能减排的实施力度远不及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速度，这也让长期的节能减排工作“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庞大的环保成本也给不少企业造成严重负担，在监管难以覆盖的条件下，工厂宁愿选择污染而不选择环保的“趋利行为”更为突出。但在政策层面上，大气污染的治理标准已经属于相对严格标准。如果严格执行标准，污染企业必然要对环保设施进行改造完善并确保稳定运行，这需要大量的改造资金和运行成本。

　　实际上，难以转换的能源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GDP抗衡环保的顽疾。据统计，从全球各国对能源消耗的比例来看，相比天然气、石油等其他能源，中国煤炭消耗世界第一。蒋大和认为，这样的能源结构和用煤消耗已经成为中国空气质量危机的诱发根源。

　　“先污染后治理”应摒弃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被认定为是相互博弈的两个发展要素。上世纪90年代，有经济学家提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以显示污染水平和人均水平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即环境退化先随着人们收入上升而加剧，之后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带来环境技术提高，进而改善环境，这也为不少国家工业化发展“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但随着国内极端灾害天气的频发，各方面都已经意识到这类模式正在失去市场。

　　蒋大和认为，大气污染的治理直接和国内工业结构、能源结构相关，以短期应急措施的思路来治理或难以奏效。我国的能源结构是由资源结构决定的，经济发展对煤炭的依赖性比较强。因为这种独特的能源结构，从目前来看还需要加强排放标准，重新设计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同时还需要加强法治，严格脱硫脱氮标准。

　　与此同时，雾霾正演变成区域性污染性问题，城市群合作治理的趋势则日益明显。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乐群表示，从目前来看，城市之间污染相互影响日益显著，大气污染的变化呈现显著同步性。雾霾治理是区域概念，江苏、浙江、上海三地需要联手共同出台治霾细则，并制定煤炭消费量的调控目标。现在京津冀晋等北方城市之间已经开始共商大气污染防治，而长三角则缺乏这种区域联防机制。

　　为减少日益加重的节能减排压力，促进企业节能转型，以碳交易为核心的市场化治理模式成为环保治理领域的新名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同时，《决定》要求，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