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天被雾霾笼罩的北京，在一股冷空气过后露出了蓝天。参加两会的云南姑娘、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换上一袭水蓝色的回族长衣，向记者描述前几日的满目灰霾——“那是记忆里的小时候，家中灶台前柴火燃起时满眼生烟的模样”。
生活在云南省小喜村的她，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家乡和首都的空气差别。“听说风来了，雾霾就散了。”这位“90后”人大代表以前也许还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如此期盼一场大风的到来。
一场空前的灰霾，催生出一支空前的跨区域交叉督察队伍——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12个厅官带队的督察组奔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保部下达死命令：一定要查出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包景岭参与了这次督察行动。“第一天我的嗓子就成这样了。”这位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嗓子还有些沙哑，不住地咳嗽，手里的水杯没放下过。
尽管呼吸道向来不好，但包景岭觉得走访各种重污染源地戴口罩实在不方便。可就在雾霾最重的那几天，他还是看到了一些令他不解的场景。焚烧秸秆的火焰窜得老高，方圆几里地都是黑烟;新开业的饭馆前放起了上万挂的鞭炮，灰色的竹烟久久不散。包景岭站在浓重的烟雾里，驻足不愿离开。“我就上去劝了两句：空气都这样了，你看不到吗?”
好在一路下来，还有令包景岭欣慰的事。2月末北京发出空气污染黄色预警的第二天便升级为橙色预警，根据预测，天津数日后才可能达到北京的污染程度。“没到那个污染程度，我们无法发出预警，但政府马上对各种污染源发布政府令，希望他们能够重视即将到来的重度污染，采取相应措施。”
“结果我们发现，有企业早早就关停了生产线，天钢更是将标准范围内的污染排放降到原有的10%，也加大了处理装置的能耗。”尽管包景岭说话的时候声音依然沙哑，但他终于露出了采访过程中少有的些许笑容。
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志强代表去年两会期间就提出建议，对国家各大功能区资源承载力的上限应该进行研究。“我们的环境也应该有条‘红线’。”他说。
张志强期望中的“红线”还没有半点苗头，有关城市之间的资源比较就已经出现在各路媒体版面：保定羡慕北京有钱、有气;北京羡慕保定城小、人少。
听了这话，包景岭很不高兴。“保定那么小，污染有时甚至超过北京和天津，城小、人少污染就不存在了?相反，东京的人也不少，城市发展得也很好，可人家的空气质量像北京这样差了吗?”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代表更是用“世界冠军”来形容我国东部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尽管要参加全国两会，还要准备手中的若干份建议。丁仲礼还是在开幕的前两天，忙里偷闲组织了一场讨论会，请来专家探讨大气灰霾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4日上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提出的有关雾霾的问题，发言人傅莹虽然面带微笑，却显不出一点轻松。她说：“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了，雾霾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一些城市标志性的难题，而且范围还在扩大。”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公开场合自嘲：“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就是其中之一。”(网友评选的其他3个部门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俄罗斯民族与宗教部门、台湾地区所谓的“外交部”。)
环保部的尴尬正是环保在中国的尴尬。来自芬兰的《赫尔辛基新闻》记者米可参加此次中国两会报道，面对中国的雾霾问题，这位西方记者的表达显得更为直接：“我在北京工作居住，对中国民众来说差劲的空气质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2月下旬华北地区持续的雾霾天气阶段，国外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上有关中国天气问题的讨论被网友截图在网上传播：“面对糟糕的天气，这里的人能做的只有戴上口罩或者待在家里”。
这样的描述并非无中生有，很多代表委员表示出行戴口罩已经成为一个“标准配备”。“如果在户外时间长，还是要戴个口罩才行。”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说。“戴普通的口罩都不行，要戴那种专业的医学口罩才有效。”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姜卫东说。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超过半数的代表委员表示，他们认为雾霾天待在家里要好过待在外面，“屋里的空气质量总好过外面一些”。
而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北京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孙铁英的提案，让这样“明智”的选择显得尴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对北京的办公场所和住宅等室内的PM2.5进行检测，发现室内与室外的PM2.5浓度比在0.7—0.85之间。“就是说，室内室外的差别并不大，室内也并非完全安全。”孙铁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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