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全国医药行业的近5 0位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昨日举行座谈会。南都记者从会上发现，医药行业新药审批效率低下、平价药“一降价就退市”、外资药企的超国民待遇等问题，受到与会代表委员的广泛关注。
众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的相关监管部门的及时反馈。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改委价格司等部门负责人表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已经启动，目前正在征集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来自机构的调查显示，包括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和三级医院的基本药物使用量，平均不足20%，其中基层医疗机构100%没有使用这些基本药物。
“上一次公共厕所还要1元钱，而一支普通的80万单位青霉素，最低的招标采购价才5分钱/支。”董事长刘革新带着自己厚厚的6份提案和附件参加全国政协，这已是他连续第10年就药品集中采购招标问题向全国政协提出提案，“部分省区顽固坚持”唯最低价是取“的招标导向，既违背价值规律，又不断蚕食药企微薄利润，导致一大批常用药品退出市场，并埋下了严重的药品质量安全隐患。”
刘革新透露，2010年安徽省试点的“双信封制”基本药物招投标以来，由于政府的导向作用，价格最低或次低的药品才能中标，企业在竞标中不得不竞相压价。经过反复多次的价格挤压，企业的生产成本被压缩至极限，企业的合理利润无法保证、药品质量亦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其后陆续发生的“蜀中事件”和“铬超标胶囊”事件就是鲜活的例证。
刘革新的提法立即得到其他与会代表委员的复议。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药业董事长耿福能发言表示，发改委制定的普通药品零差价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已经有了变味，其中医院私下要求中标药企返点的行为，已在全国部分地区，渐成趋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天圣制药董事长刘群则对集中招标采购中的质量审查环节的形式主义发炮：“要求招标采购‘质量优先’，但某个省的药品招标一次就是几万种药，光靠几个专家手摸、眼看、耳听就能判断药品的质量好坏?有这个本事，他们早得诺贝尔奖了。”
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表示，发改委累计已推动常用药进行了30多次降价，但是老百姓仍然感觉药价高，甚至还在涨价。这种怪现象的背后，是药品价格管理政策的过于死板。“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生产库存商品，我们有100多种药的生产批文，但是现在至少1/3的药已经不能按标准工艺生产，因为这样生产的成本价已经高于这些药的最高限价。”他表示，“现行药品集中采购招标体制下，药品的中标价都是越定越低，最后导致中标企业只能按低于成本出价，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弄虚作假。”
众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的相关监管部门的及时反馈。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改委价格司等部门负责人表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已经启动，目前正在征集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一方面是药品集中采购招标造成国内民族药企陷入价格战，大量平价药和常用药从市场上退市;另一方面，一些外资药企和药品定价远高于国内同类产品。
以200m g/100m l的环丙沙星注射剂为例，一瓶的定价，某外资药企单独定价是59.2元，而国产药品的定价是4.5元，两者价差高达1315%。如此高的差价下，更便宜的国产药理应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奇怪的是，价格奇高的进口药更受欢迎，尤其是大型医疗机构中。统计显示，2012年在中国100张床位以上的大医院销售额排名中，前四位全部是外资企业;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统计，2012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口额为1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4.56%，其中31个品种进口额超过1亿美元。
刘革新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政策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极大挤压了民族医药产业的生存空间，吞噬着国家宝贵的医保资源。他建议，分阶段取消外资药品中非ZL药“超国民待遇”的定价政策，由价格主管部门分期分批在2年内解决外企非ZL药品的价格虚高问题，对药品实行“同质同价”的价格政策。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