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生育技术发展至今，除了充当不孕不育患者的送子观音外，也让各色人等在生儿育女方面有了更多选择。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报道，“私人定制”不生病、体能超好或智力超高的婴儿很快将成为现实，然而，这些新兴技术在现实中面临的不仅有技术问题，更包括一系列伦理问题。
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研究组织黑斯廷斯中心的生物伦理学家托马斯·穆雷在3月1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撰文表示：“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我们在选择婴儿的性格和特征方面拥有了更多自主性，‘私人定制’不生病、体能超好或智力超高的婴儿很快将照进现实，但美国社会仍然没有对这些定制婴儿未来可能产生的伦理影响进行认真考量;也没有想出好政策来对这类技术进行管理，这一状况亟待改变。”不过，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意见。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克隆人或为婴儿选择特定特征等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技术相继出现，公众就开始隐隐担忧可能会出现“设计婴儿”。其实，现在回头想想，大多数技术那时还仅仅处于萌芽和想象阶段，但现在，有些遗传选择方法要么已能实现，要么很快就能实现。
例如，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可以把传统的产前诊断提前到胚胎阶段。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在体外受精形成的胚胎中选择健康的胚胎，然后再植入子宫，以避免某些遗传疾病在后代身上发生，当然，这一方法也能对胎儿的性别进行选择。
穆雷接受趣味科学采访时表示，最新测试甚至能探测到孕早期，在母亲血管内循环的胚胎DNA，从而可以确定胎儿的性别或发现胎儿染色体数目中的错误。染色体数目异常可能导致婴儿出现唐氏综合征等疾病。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指出，尽管父母目前可能还无法选择婴儿的智力、头发颜色或运动天赋，因为智力、身高这样的特征由数十个基因和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因此这样的技术仍然距离我们很远，不过，美国23andme公司最近针对此类测试申请了一项ZL。科学家们或许很快就能对胎儿的整个基因组进行筛查，或者能根据胎儿罹患糖尿病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几率来选择移植哪个胚胎。
今年2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考虑即将进行临床试验对遗传操控技术进行彻底的测试，从而预防后代出现线粒体疾病。
然而，包括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SRM)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大会(ACOG)等在内的大型医疗机构，对此类技术何时获得许可以及可以用于何处等的态度迥然不同。比如，ASRM一般会满足客户对性别等特征的期望;ACOG则反对进行性别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加剧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而FDA则只负责管理这些技术潜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不会考虑其伦理影响。
但一旦新生婴儿被带入这个世界，社会就有义务确定，将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的技术究竟对他有利还是有弊，让父母能选择其后代的遗传特性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让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恶化。
穆雷表示：“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们让父母认为，他们在婴儿的特征这个问题上拥有选择和控制权，那么，父母可能会变得非常专制，会要求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生活。”
不过，父母能决定孩子的特征这一想法一直都只是个海市蜃楼的幻影，穆雷说：“即使你克隆出迈克尔·乔丹，但这个乔丹可能想成为一名会计师。”
不过，也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些伦理问题如此令人不安。
有些专家表示，尽管设计婴儿相关技术的安全性、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医疗索赔如何解决等问题都需要被仔细评估，但其也不会成为一个新的伦理表演场。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哲学家邦尼·斯坦博克表示，从伦理的角度而言，与给孩子请家教、上音乐课或灌输纪律从而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相比，父母试图通过基因技术来促进某些特征的出现是否具有独特性?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
斯坦博克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并不认为，努力使孩子更聪明或更友好有什么不对。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那不对，那么，我们就养而不教，让孩子们自生自灭得了。”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法律和生物伦理教授约翰·罗伯逊则表示，即使“定制婴儿”有很多潜在的坏处，但这些不足之处或许并不值得进行管理和调控。比如，某个家庭非常重视音乐，如果他们有四个胚胎，其中一个拥有完美的音乐天赋，那么，我们有何理由不选择这个胚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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