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晚，央视《新闻1+1》节目的标题是《施一公，爱明诺夫奖中国第一人》。施一公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8年离开美国回国工作。3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施一公2014年爱明诺夫奖，奖励他过去15年运用 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据了解，爱明诺夫奖在业内的影响力与诺贝尔奖非常接近，该研究被视为抗癌研究的重大突破，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晶体学研究，是施一公的“正业”，但是，施一公还因“不务正业”而遭到指责。2008年回国前，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用董倩的话说，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是“重量级的领军人才”，当他向普林斯顿大学提出要全职回国工作时，校方想用“无法拒绝的条件”来挽留他而未果。施一公回国后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固然跟清华所提供的科研条件分不开，但是，施一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不具代表性、普遍性。电话里施一公对董倩说，回国后他很不适应国内的人文环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撰文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等弊端，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务正业”。2012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长篇报道《饶毅施一公为何落选院士》一文提及，“不务正业”是一些人反对施一公当选院士的理由之一。现在施一公获奖了，为国争光了，可能会堵住一些人的嘴;但是，如果没有这次获奖，他的观点就不正确、不合理了吗?反过来说，那些指责施一公“不务正业”者，是把“正业”务得很好了才来发表意见的吗?
作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拥有充足的科研条件，如果只考虑自己，施一公不必为改善科研环境而呼吁；他之所以“不务正业”，是为了更多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地“为国争光”，这样的“不务正业”，究竟是太多呢还是太少?应该鼓励呢还是打压?施一公“不务正业”，是为这个国家更好呢还是更差?
施一公对董倩说：有句话，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到晚年会极其痛苦，会非常非常的抑郁，会觉得自己这辈子欠了无穷无尽的债，我还不了，我会很伤感，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了。
孤陋寡闻如我者，是第一次似乎能触摸到一个海外学子的赤子之心。听到这样的话，估计很少有人能无动于衷。这番话，让人想到了“爱国”这个词——忽然发现，其实有两种“爱国者”。施一公是用行动、用科研成果来爱国;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能把70多名海外人才吸引到他的学院来吗?施一公的“爱国”，无声、无言而感人肺腑——回国前，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实验室的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5年的经费保守估计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外带1英亩的花园。另一种人，只在嘴上“爱国”，只号召别人“爱国”，他自己爱不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等到他的贪腐丑行败露，“爱国”这个美好、庄严的词语，也被他败坏了。后一种“爱国”的多了，想要施一公这样的爱国者多一点是否会更困难一点?
有报道说，施一公去美国讲学，遇到了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保罗问：“听说你放弃了我们的国籍?”这在Paul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保罗所说的“你”，是中国人，“我们”，是美国。在施一公这里，保罗判断失误了，但是保罗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吗?怎样才能让美国人的判断发生更多的失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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