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又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巨擘辞世——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7月30日6时许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钱伟长一生充满传奇，年轻求学时弃文从理，只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晚年，他倡导的学分制、三学期制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惊闻校长逝世的噩耗，上海大学师生悲痛万分，并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上海大学在宝山校区和延长校区设立两个悼念场悼念钱老。在上海大学校内论坛乐乎社区里，上海大学师生追思钱伟长的帖子比比皆是。当天，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前的道路两旁的树木间已经拉起了黄丝带，绵延几十米，一旁还拉出了悼念横幅——“钱校长一路走好，来世还做您的学生”。
自发赶来的同学正在黄丝带、哀悼卡上写下他们对钱老的悼念。“钱老，您一路走好，您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钱老，上大人永远铭记您！”“无尽的思念、无言的伤痛、无限的感慨、无量的包容。”甚至还有土耳其留学生用中文写下对钱老的哀思。
晚上8点，假期留校学生自发组织了一场追思会，沉痛悼念这位为上海大学学校发展与学生成长贡献毕生的老人。学生们自发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斯人已逝，精神永存，沉痛哀悼钱伟长校长”。地上，数千支蜡烛摆出了“钱校长，走好”的字样。数百名学生手举蜡烛或者鲜花，悄然站立。
1983年的一天，已经70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发的，上面还注明，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钱伟长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当时汪道涵告诉他，他可不能辞职。这是终身教职。
钱老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大学思想说，“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我的计划是要办得比现在还好。”钱老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他说当好这所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他提出了“自强不息”的校训。
自从来到上海，钱伟长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他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钱伟长对上海工业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他提出推行短学期制，精简教学大纲。
钱伟长在上海大学提出“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这些当时看来十分前卫的教改措施，如今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流方式，也使他成为全国高校短学期制和学分制的创始人。上海大学也因他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今年7月初，上大领导参加了全校25场毕业典礼。上大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从到上海担任校长开始，一直到2005年钱老93岁高龄之时，每年的开学、毕业典礼，他必到，他心里总是装着学生”。
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在科学家、政协副主席、大学校长、教授等诸多称呼中，他最喜欢别人叫他“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钱伟长还说，当好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现在，上海大学早已是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
“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这是钱伟长的育人理念。
每回招收研究生，复试时他都不问专业知识，只问学生“你觉得读书做什么用”、“家里支持不支持”、“自学能力如何”……他想让学生更多地了解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钱伟长的办学思想最突出亮点是“拆四堵墙”，即拆掉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而他拆墙的核心目标就是办出能兴国的教育。“我是反对教材统一的，教学计划要统一，我也反对。教学大纲还要经过集体讨论，我也是反对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钱伟长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4所学校成立现在的上海大学，并在1994年实施“三学期”制。他的大胆改革，使得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800名学生发展为目前在校学生3万人，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同时教学质量也大幅提高，在今年全国30多所高校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钱老的学生、如今已是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周哲玮还记得，第一学期，他和同学把选课表递给钱伟长看，没想到这位导师拿起橡皮擦去了许多课程，只留下一些经典课。
“其余的时间，导师就要我们去查文献、开展研究工作。”周哲玮回忆说，“钱先生还教导我们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已经是一年前的成果，教科书上的起码是5年前的成果，所以，读研究生要紧的不是看书，而是看文献。”周哲玮还记得，钱先生非常希望学生自己通过调研提出问题。这些培养学生的理念，到今天依然不落伍。
后来，周哲玮还给钱先生做过助教，要帮他校对讲义。校对的时候，他想瞧瞧老师看的都是些什么参考书籍，没想到钱老师根本没有参考书，讲课的内容完全凭脑子记忆。“一位70岁的老人，居然能够记下来长达半页纸的函数公式。”周哲玮回忆说。
还值得一提的是钱老与众不同的写书方式。一般人著书时，手头总放着一大堆参考书籍，以便“引经据典”。但是，有学生发现钱老写专著时却另有一景：他的案头不放任何“典籍”，全书1000多个公式，都是信手拈来，再在草稿纸上做些推导。可见他对有关知识早已融会贯通，这与如今学术界许多“剪刀浆糊”式的“文抄公”迥然不同。
“早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位钱伟长先生，那个时候，我就读过他的书。”上海大学力学所博导戴世强教授回忆说，他的导师郭永怀是钱伟长的师兄，所以严格说起来，他应该称呼钱伟长先生为“师叔”。但钱伟长非常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生活上大大咧咧，是他认识的大学者中最平民化的一位。
“2000年以前，他还叫我小戴，后来看我也年纪大了，就叫我老戴了。我还记得2000年夏天，我在乐乎楼前遇到钱先生，站着说了一会儿话。他指指我的肚子说：‘老戴啊！瞧你，你的肚子快赶上我了！’我说，‘没办法，喝凉开水也长胖！不过，我肚子里的‘货色’怎么也赶不上你！’”戴世强教授回忆说，钱先生就是这样，熟人之间说话非常随便，对谁都不端架子。
钱伟长有句名言：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的这句话，让周哲玮铭记至今。
周哲玮本科读水工建筑，硕士攻读固体力学，博士研究流体力学。在拿到博士学位时，他请教钱伟长：我今后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谁知就因这一平常问题，却挨了批评：“什么发展方向？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朝哪个方向发展！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钱伟长常以自己为例，“我36 岁学力学，44 岁学俄语，58 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就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 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不过也吓不倒我。真理只有一条，国家需要你干，你就学。”
的确，钱老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每一次重大的改变和选择，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他弃文从理，立志科学救国。1946年，他在美国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后，却放弃美国的一切，以探亲名义悄然回国，成为一名园丁。1948年，当他有机会重返美国加州理工时，因为签证申请表上填写“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一栏中，决然填上“No”，放弃赴美。58岁学电池知识，也是缘于我国当时的坦克缺乏高能电池。64岁以后迷上了计算机，他甚至提出一种新颖的宏观字形编码方案，又称“钱码”……
直至八旬高龄，他还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孜孜不倦地钻研“不作Kirchhoff假设的弹性板壳理论”，但这还不是他的“关门之作”，2000年10月，他又写出了一篇50多页的长篇论文《中国魔方的构造特性及其不唯一性问题的研究》，从数学原理出发得到魔方结构及原理的普遍结论，令人叹服。
现为上海城建集团副总裁的周文波，1990年至1993年师从钱伟长教授攻读硕士，潜心研究固体力学与计算机理论的结合运用，成功创出“隧道施工计算机专家系统”，使得隧道施工中随时可以借助专家经验和经典理论。在越江公路隧道和地铁等重大工程项目上运用这一系统，他率领团队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国际技术禁区。在施工管理中，他造就了一支中国一流的隧道施工专业队伍——盾构先锋队，并形成“均衡施工”的基本施工方法，在国际隧道市场享有较高声誉。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20世纪90年代十大杰出青年建设者、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
这一切都离不开钱教授的鼓励。回忆起读硕士的经历，周文波说：“1990年，和我一起报考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前身)硕士的还有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个名校学生，我的学历最低，是职工大学学历，我当时十分忐忑，我就把我自己做工人、想读书的迫切愿望和钱教授作了交流，钱教授对我说，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通过学习出成果，我至今都很感动。”
当时，上海的轨道交通方兴未艾，周文波的硕士论文强调应用，在盾构施工技术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得我国成为继日本以后第二个拥有盾构施工核心自主研发的国家。自从2005年周文波这批博士毕业后，钱老就再也没带过学生，因此，周文波也成为钱老的关门弟子。
周文波回忆，2002年，时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的他，到医院去看望钱老，和钱老聊起目前我国尤其是上海的地铁、越江隧道的挖掘技术主要还是靠进口，钱老听了以后很不是滋味，于是，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希望能够开发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产盾构技术。胡锦涛总书记把钱老的信作了重要批示后转给了科技部和建设部，于是，上海启动了“863”国产盾构的项目。到2004年，在周文波领衔之下，首台国产盾构设备诞生，填补了空白。当周文波把国产盾构攻关成功的照片带给钱老看时，钱老开心地笑了。
周文波自豪地说，今年国产盾构更是首次走向海外，出售到新加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钱老的巨大贡献。
戴世强教授回忆说，钱伟长先生的爱好非常广泛，爱看足球，爱下棋，还爱吃甜食。
钱伟长自幼家中虽然生活清贫，但家族里有不少饱读诗书的长辈。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是他的四叔，六叔钱艺的诗词和书法，八叔钱文擅长的笔记与杂文，都给幼年的钱伟长以文化的滋润。父叔及家人还都精于围棋。钱伟长自幼成了热心的观战者，潜移默化中也悟到了一些棋艺与棋谱，以至在往后的学校围棋赛中，靠儿时的这些“功底”居然每每得胜，常获冠军。围棋摆谱还成了钱伟长终生的业余爱好。“耄耋之年的钱老仍痴迷于棋道，可惜不容易找到下棋的对手，于是，他自己跟自己下，右手执黑先下，左手执白跟上。”戴教授回忆说，有一次他见到钱先生的时候，他自己与自己在下五子棋，还下得很认真。
除了下棋看足球，他还爱读古书。戴教授回忆道，读古书是钱伟长先生自幼养成的习惯。他记忆力好，少年时代读的书虽不能一直记得，但他能知道从哪里找到想要的资料。他家里的书都是“中西合璧”，里头有很多线装书。“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对华夏和鲜卑族的由来感兴趣了，一次，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考证好这两个‘由来’的问题了。后来他还写了两篇文章（《“华夏”的由来》和《鲜卑族的由来与现在的分布》），发表在他的新世纪出版的文集《跨越世纪》里，从中可见他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修养。”
在很多场合，钱伟长总要畅谈自己对体育一往情深的渊源。他幼时身体很瘦弱，19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更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钱老90岁时，虽然长跑已不太合适，但他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3000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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