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知道，作为一家国际企业，国际理念和本土化经营的双重角色让利乐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包装回收这个问题。请您谈谈中国现在的包装回收模式和其他国家相比的有什么不同？

　　杨斌：回收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根据国情，因地制宜的。在欧洲，回收采取收费制，政府要求强制回收，实际上严格意义应该叫义务回收，也就是说全体社会成员都有义务把这些废弃物回收起来。德国就要求每个家庭将生活垃圾分类。这种收费不是政府来实施，而是企业自发地形成的一个组织，比较知名的有德国的绿点组织，这是一个非政府的行业协会性质的机构，只要是使用包装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如卡夫、雀巢、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宝洁等等，都会加入这样的机构去参与回收。这些企业按使用某种包装物的量（比如塑料瓶、玻璃瓶、塑料袋、塑料薄膜、纸类等等）以及不同包装物的费率缴纳“绿点费”，而绿点组织用收来的绿点费支持回收体系。

　　之所以将责任主体，特别是收费对象定位于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原因有三，一是这些企业是使用哪一种包装的决策者，通过收费促使他们选择更环保，也就是费率更低的包装类型以达到收费的根本目的；二是这些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他们向上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给包装供应商（如利乐，以及其他包装生产企业），向下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从而达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尽义务的目的；三是这些企业在市场上的“可见度”，便于绿点组织审计核查。收费制在中国是否可行，取决于全体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分类回收渠道的畅通连贯、所有企业的诚信，等等诸多因素，需要有关部门的详细调研。

　　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没有采用收费制，而是充分地根据巴西的国情，政府与企业界各司其职，各自利用自身的优势来推动回收。从国情来看，巴西跟中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第一是国土面积辽阔，国民环保意识难以在短期内达到一个高水平；其次是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来到城市，很多人在街头拾荒为生，这些人长期没有稳定的职业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巴西政府首先要求所有的消费者要把废弃物分成干和湿两大类，同时，提供回收分拣用地，让拾荒者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从而让他们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同时，企业界自发成立一个协会塞普利组织（CEMPRE，直译过来就是“促进包装回收联合会”）来推动回收利用，这个协会的工作主要就是为合作社提供各种车辆、分拣打包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还做一些合作社成员培训、联谊、表彰等工作，这样，拾荒者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归属感，利乐中国在为拾荒者做培训的时候也体会到了这点。巴西回收合作社成员的月收入水平在人民币2000多元，在巴西来看也远远超出了贫困线。我们认为，巴西的做法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记者：现在，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谁生产，谁回收”，利乐如何理解这句话？如何才能在推动回收方面做得更好？

　　杨斌：其实，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很多国家都会提出类似概念，严格来讲，叫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是谁生产产品、使用了包装，谁就有义务推进回收，利乐对这一理念也是赞同的。在国外，很多企业都会组成一个组织，如德国绿点组织、巴西的塞普利组织（CEMPRE）等等，然后通过这些协会组织来履行这个生产者责任制。刚才介绍了利乐在中国做的很多事情，可以说，这些事情正是其他国家的“绿点”或“赛普利”等协会做的事情，利乐在这方面超前了一步。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也来共同参与推进废弃包装物回收，也希望有类似的组织能够把所有的企业都召集起来。

　　以往的成功经验表明，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的最佳模式是打通一条从资源回到资源的产业链。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过程，而单凭一家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要解决这一困境还需要政府、行业、社区及消费者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只有产业链上每个环节的共同努力，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事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