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科学大家一样，江桂斌身兼数职。
首先，他是位分析化学与环境化学专家，先后领衔国家973项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境安全、演变趋势与控制原理”等10余项重要课题，长期从事环境分析化学方法、环境污染现状与过程和生态毒理学研究;其次，他是个科研管理者，在担任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一职的同时，兼任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职务;再次，他是名研究生导师，领导一个由多位助手和2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组成的课题组，从指导学生研究论文到关心学生生活细节，甚至就业安排，他都是“一条龙服务”。
江桂斌说，每天他更愿意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跟同事和研究生们一起做实验，共同讨论科研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这让我感到很放松”。
6月23日，早9点，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拿着一副26磅的YONEX羽毛球球拍，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江桂斌喜欢通过打羽毛球来锻炼身体，但因为工作忙，平时打球的机会少。“明天出差，带上球拍，抽机会练习一把。”爽朗的笑声让人感到很亲切。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
继太湖蓝藻危机后，滇池暴发蓝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信息不时地冲击着公众的耳膜。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作为一位环境化学家，江桂斌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
他办公桌上，摆着一对小国旗，熟悉他后，你会发现此举绝对不是“作秀”。
“各国的环境科学研究都是首先服务于各国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就决定了跟其他一些学科的差异。不像数学、物理等学科，各国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共同享用。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尽管也具有很多共性的规律可以借鉴，但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我国的环境问题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寄希望国外，显然不现实。”江桂斌的话掷地有声。
江桂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二恶英是一种重要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目前对二恶英的治理存在各方面的难题。垃圾焚烧是二恶英的一个重要来源，减少焚烧过程中的二恶英排放是一个难点。美、日、德都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如活性炭吸附、催化剂处理等，但这些办法成本较高，中国目前还很少采用。“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污染物处理的技术和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环境解决方案，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单纯讲让经济为环境让步或者环境为经济让步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积极、审慎和乐观的态度对待我国出现的一些环境问题。”江桂斌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某些区域性污染是非常严重的，已经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与健康问题，解决这些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是迫在眉睫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较短，有些污染物在我国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加上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觉悟，随着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
“我更愿意呆在3楼”
在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生态科研楼306房间门口挂着一块不锈钢牌，赫然写着这么几个字：EnvironmentalScience&Technology(ES&T)AsianOffice(ACS)。(美国化学会环境科学技术杂志亚洲分部)。
“除去出差，我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都在这里阅读和处理稿件”。在这里江桂斌转换成了另外一个角色——ES&T副主编，主持亚洲分部的工作，独立负责审理和录用全球范围有关环境分析、过程与毒理方面的稿件。“我更愿意呆在3楼，这里让我充分感觉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责任。”
ES&T杂志是国际环境科学领域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刊物，在环境工程的35种杂志中其引用和影响因子均排名第一，在131种环境科学的杂志中其引用排名第一，影响因子排名第二。在2006年亚洲分部成立之前，该杂志除美国总部外，只在欧洲设立了分部。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即使我个人再出色，如果我们国家在环境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整体实力不强也不行。”江桂斌说，从2004年他被正式聘为ES&T编委到2006年成立ES&TAsianOffice的3年间，我国学者在该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由18篇增加到61篇。“我国环境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业内专家评价说，AsianOffice的成立，表明我国环境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已经开始受到国际高水平杂志的重视，对于促进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环境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并非只有在实验室才能搞科研”
“从事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的专家不应该只呆在实验室里，应该到污染现场和基层去探求和解决实际问题。”凭借多年的研究经历，江桂斌对环境化学家的责任又多了一分理解。
2005年底，松花江流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科院资源环境与技术局领导一个电话，当时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做短期访问的江桂斌立即更改了机票，提前回国，并马不停蹄地领导由中科院多个研究所组成的课题组赶赴现场。
江桂斌告诉记者，现场中所遇到的每一个看似浅显的技术问题，其实背后都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到现场寻找重大环境技术问题，挖掘并探索其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发展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与对策，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实际问题，自己也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和提高。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江桂斌及其课题组与当地水利部门和安捷伦公司，共同在佳木斯成立了水质监测站，装备了安捷伦公司无偿提供的国际最先进型号的GC/MS(5975)色质联用仪，采用了课题组开发的固相微萃取技术，确保了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让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真正结合起来。”
现在，江桂斌除了自己经常往现场跑外，每位新来的研究生都要先安排到现场去考察和采集样品。“我经常对他们讲，不要觉得现场苦、现场累，在现场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在实验室里发现不了的科学问题。而对于科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往往更为重要。”
“不要叫我老板”
说到自己的学生，江桂斌显得兴致盎然。采访当天，正赶上江桂斌的多名博士生的“毕业联欢”。上午，打保龄球，中午聚餐，下午K歌。这已经成为每年毕业学生的固定节目。这天，学生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年近五十的“七七级”毕业生能跟“80后的”学生“打成一片”。
“学生们慕名而来，我的责任是要让他们全面发展，不光是科研要做得好，在各个方面都要有所收获。”江桂斌很认真地说。事实上，他的希望没有落空。截至目前，江桂斌已培养出40余名研究生，先后获中科院院长特别奖和中科院首届优秀博士论文等20余项奖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名博士分别获得了2004年和2005年的全国百篇优秀论文。
当前，有些学生喜欢把导师称为“老板”，对此，江桂斌“不太能接受”。他说：“导师和学生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老板和雇员的关系。一个称职的导师在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和心血绝对不是一个老板所能做到的。我不愿意听到学生叫我老板，哪怕是开玩笑。”
“依靠团队的力量”
“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成功地做成几件事情，只有依靠团队的力量”。江桂斌如是说。
2001年，在中科院和生态中心领导的支持下，江桂斌和他的同事郑明辉等领导建立了拥有高分辨色谱/质谱的二恶英实验室。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实验室已经成为我国该领域的佼佼者，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命名为全球二恶英监测的示范实验室并于去年年底顺利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可委员会组织的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
2003年，江桂斌领导的团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创新群体的支持，群体成员不仅包括了他的6位本单位同事，也包括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中国香港的6名著名青年华裔学者。通过群体成员的紧密合作，他们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值得江桂斌和他的同事高兴的是他们所在的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实验室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本单位自费开放实验室(1999年)到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002年)，再到国家重点实验室(2005年)的两次跨越。
两年后，对于江桂斌和他的团队来说，2009年将迎来一场考验。他们将主办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即“第29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国际研讨会-DIOXIN2009”，俗称“二恶英大会”。“二恶英大会”为系列年会，每年的入会者均在千人以上，国际上从事本领域研究的顶尖科学家都会参会交流一年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二恶英大会”已举办了26届，会址一直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转悠”。“这次是二恶英大会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而哪个国家能举办这一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个国家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重视。”江桂斌说，“2005年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第24届会议上，正是由于我们的团队精神加上我国大陆和香港、海外华裔学者以及国外同行的共同支持，才使我们有机会获得2009年第二十九届国际二恶英大会的主办权”。作为会议主要组织者的江桂斌对此次盛会充满期待。
· 人物档案
江桂斌，分析化学与环境化学专家。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环境化学》杂志主编、《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化学进展》等10余本国内专业期刊编委。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担任国内多所著名高校兼职教授。主要从事环境分析化学方法、环境污染现状与过程和生态毒理学研究，目前为国家973项目“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环境安全、演变趋势与控制原理”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研究青年科学家小组”和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形态、环境过程与毒理效应”学术带头人。199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1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先后以第一完成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中国分析测试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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