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北京将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比如，烟草促销活动将全面叫停；饭店、景区附近将上岗一些控烟巡查员，首都机场3座航站楼的所有室内吸烟室将全部关闭……
再比如，如果您在餐厅吸烟，服务员将前来制止；如果您要去妇幼医院或者学校办事，踏入大门的那一刻起，就进入了禁烟区；您还应该了解3个劝阻吸烟的手势，它们分别代表着我介意，请停止，不可以。
6月1日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实施。上述这些变化，在控烟人士眼里，有不寻常的意义。
北京的这份控烟条例，被称作“史上最严”。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已从事控烟工作十余年。她评价说，《条例》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要求最为接轨。
中国于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公约》。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按照《公约》的履约要求，中国应该于2011年1月起，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并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对中国的履约成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在四年前曾经给出了“37.3”的低分，认为中国“控烟效果微弱，与《公约》要求差距巨大”。
2013年，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布《2013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指出，控烟十年，中国卷烟产量增加近50%，吸烟人数和二手烟暴露人数“没有什么改变”，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死亡人数达140万。
在控烟与反控烟的争论中，公共场所禁烟，被称作“令人寄以希望的一抹曙光”。
2012年年底，国务院出台《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承诺将研究制定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法律规定，推动地方加快公共场所禁烟立法进程。
2014年，地方城市的无烟立法提速。据《2014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截至该年，已有16个城市制定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律（或规定）。
就在北京《条例》通过之时，我国新版《广告法》正在修订，对于烟草广告是“严格限制”还是“全面禁止”，仍进行着多方博弈；全国性控烟立法也提上日程，2014年11月，卫生计生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在那样的时间节点，北京出台了符合《公约》精神的条例，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吴宜群说，从内容来看，《条例》值得“唱唱赞歌”。
《条例》明确禁止了各类烟草广告和促销赞助活动，这也是吴宜群控烟多年来的呼吁目标之一。从禁烟范围来看，《条例》的规定也算得上“非常全面”：所有带“顶”的场所都不让吸烟，并特别规定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学校等场所，连室外区域都不准吸烟。杨功焕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只要接触二手烟，人就会受害，所以禁止的范围越广，健康保护才能做得越好。”
控烟并非政府的独角戏。《条例》第三条规定，控烟工作坚持“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管理与自律相互结合，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吴宜群说，这一原则把各方的角色都界定了。
《条例》奏效，还需多方共同给力
“在餐厅全面禁烟，连民意基础都没有。”有人对“史上最严”《条例》表示疑虑。
对这种怀疑，杨功焕坦言听过很多：“一些城市的控烟条例出台时，都被说太严格了，推行起来很困难。有人建议说，应该在餐厅设立吸烟区和非吸烟区。但这种区隔一点意义都没有，根本挡不住二手烟。”她表示，从很多国家、城市的控烟经验来看，法规规定得越简单清晰，反而越容易执行。“你这里开条口子，那里开条口子，最后可能就是完全执行不了。”
为了保证规定能够落地，《条例》对禁烟职责的执行、监督和处罚主体作出了规定，还突出“重单位”的原则，要求公共场所经营所有者担起禁烟职责。
“政府要行动。政府要是不严格执法，这个法规的执行就不会好。”杨功焕说，“此外，社会和个人也都要行动，一起来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杨功焕表示，第三方力量能对政府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以后，希望能把这些信息放到公共平台上去，让老百姓也能够看到。
吴宜群也知道，光靠政府执法部门控烟，“肯定搞不好”。“生活方式的改变很难，执法的经验也要逐步积累。但《条例》的最终受益者是咱们自己，共同参与，能共同受益。”
30日上午，很多市民都收到了来自12320的短信：“《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日起施行，全市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为了大家的健康，请自觉遵守。”
在《条例》即将实施之际，吴宜群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制作的“控烟执法我们在行动”的消息，评论道：“要动真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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