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成立50年来我国科学史领域唯一的院士；
他52年前发表的《古新星新表》至今为科学界瞩目，却没有用一分钱课题费；
他做出这一科研成果时，仅是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本科生；
今天，在他80岁时，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席泽宗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题图摄影/刘新武）
8月17日，隆重举行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建所50周年庆典上，“席泽宗星”命名仪式同时举行。对席泽宗来说，将此时此刻作为小行星命名仪式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作为当时筹备建所的人员之一，自然科学史所50年的光荣与梦想就是他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他最瞩目的学术成就，无不与科学史——天文学史密切相连。
今年也是席泽宗先生的80华诞，虽然，用科普名家李元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荣誉”，但回首50年前的往事，那点点滴滴，连缀成了席先生的个人科学史。那些细节，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值得思考，仍然弥足珍贵。
席先生的话语一如他的治学风格，实在、简单、质朴，没有渲染，更没有夸张。有时甚至还略去了很多生动的过程。
偶然得来的“课题”——席泽宗不偶然的故事
席泽宗是我国著名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应该说，他成名很早，1955年，只有28岁的他在《天文学学报》上发表《古新星新表》，并立即引发美苏等国的重视。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完备、持续和准确的天象观测资料，考订了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间的90次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成为这方面空前完备的权威资料。席先生为此一举成名。10年后，他又和同事薄树人合作，普查了朝鲜和日本的历史文献，1965年发表《增订古新星新表》。两个星表被国际天文学界转载和使用，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的重要参考文献。一些西方科学家认为，这两个星表是20世纪中国天文学界最重要的成就。
必须承认，机遇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这个题目，当年是竺可桢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交给席先生做的。
但是，这一偶然得来的“课题”却有着不偶然的故事。
《科学时报》：当时竺老怎么选中你做这个题目？
席宗泽：可能是因为竺老认识我在中山大学时的天文系主任。我在大学时就写过一本《恒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此，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后，就去拜访过竺老，当时竺老恰好分管编译局，其后常在一起谈工作。
《科学时报》：这个题目是苏联给我们提出的？
席宗泽：20世纪40年代初期，金牛座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年又发现蟹状星云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于是天文学家产生了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由于超新星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天象，因此要检验上述设想，必须借助于古代长期积累的观测资料。证认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工作的重要性是很多人意识到的。杨振宁曾经对我说起过，他最初到美国后，他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就叫他做这个题目，他还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去看过，觉得资料太多，后来就没有做。1953年，竺老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这篇文章最早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来翻译成俄文，在苏联《自然》杂志上登出来。很快，竺老就接到一封来自苏联科学院的信，希望中国做这一研究工作，我那时恰好从哈尔滨学习俄文回来，竺老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事情都是很巧的。
《科学时报》：这么有影响的题目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才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啊。
席宗泽：我当时还在编译局工作，编译局的领导人杨钟健、周太玄，都是大科学家。他们对年轻人做科研也很支持。接了这个工作后，我就专心做这个，别的事情就少做了，主要是到图书馆查资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那时在王府井。当时图书馆条件好，想要借多少书都可以，抱回家就行了。
《科学时报》：当时有课题经费么？
席宗泽：那时什么都没有，拿了题目去干就是了，也没有现在的开题、填表等程序。我们这个学科那时根本没有课题经费。其实，现在看来，天文学史或者说科学史研究也不是非要有多少课题费才能做出成绩，因为，主要是查阅资料，分析、梳理和研究。
《科学时报》：你作出这个研究也只是一个毕业时间不长的本科生，我们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当时的本科教育很好？
席宗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当时上大学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有很多学生运动、政治活动，花去很多时间，但要说教育质量是很高的，出了不少人才。我们那一系20多人，出了3位院士，还有两个比我强的——上海天文台的叶叔华和中科院物理所的李方华。这个比例应该是很高的了。对我自己来说，除了有很好的古文功底，能够阅读古代天文文献，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天文学知识。
不是说现在的本科生不好，但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写文章，到中科院后半个月，就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当时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几百人作了一场科普报告。
《科学时报》：竺老一直关注你的研究么？
席宗泽：是的，我有问题随时可以去找他。我看现在还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当过浙江大学校长，管过很多事，但是学问做得很大，天文史他也做过一些。他做过的东西，现在来看，对西部大开发、环境问题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当时他是中科院副院长，管的事情多得很。没有他，我不会做成这样。这其中很多细节在竺老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他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评价这一工作是建国以来科学史最大的成就。
只带了3个博士生——席泽宗的学术观
1954年秋，在竺可桢的大力倡导组织下，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自兼主任，叶企孙、侯外庐兼副主任。委员会又设一研究小组，1954年12月到1956年底，席泽宗是这个小组的兼职成员。
1957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之前，席泽宗调了过来。从此专做天文学史研究工作。此后很长时期内，他一直担任该室最大的一个组——天文、工艺、化学、物理史组长。在此之前，我国的老一辈天文学家比如张钰哲、陈遵妫等人都有兴趣作些天文学史的研究，但是，我国以天文学史研究为专业、为职业的第一人应该说是席泽宗先生。
1983年，席泽宗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席泽宗抱着“宁缺毋滥”的观点，严格挑选博士生，从那时到现在只在本所带了3个博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江晓原如今成了著名的学者。
2000年，席先生出版的自选集《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收集了他50年来的重要文章，正如宋健院士在序言中所说：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提高和普及并重，科学性和普及性均好。席先生曾经引用叶企孙先生生前的话说：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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