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国在为世界贡献和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的同时，也应正视自身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为更加科学有效地“战疫”和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可以理性分析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
善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支持疫情预警与防控，是很多国家例行做法。
美国采用TIA（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系统，融合电邮、电话、网络搜索记录、交通住宿信息、刷卡记录、医疗记录等各类电子信息，力求防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加坡的RAHS（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系统汇聚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信息，用于国家安全、经济预测、媒体监测等。
这次疫情显示出我国卫生防控工作中信息传递不畅，对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充分的问题。相对于传统调查统计方法，大数据技术可以精确及时地呈现乃至预测人群流动带动疾病扩散的网络动态，从定位、图像、文本等渠道进行追踪和预测。我国应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5G等技术，建立覆盖公共安全、卫生、人口和经济社会的统一数据平台，为应对疫情等各类公共安全重大事件打造信息基础。
同时，我国要重新调整与完善疾病预警与防控组织体系，保障重大疫情预警信息能够有效传递与及时处理，谨防类似本次疫情预警与防控错失黄金时间窗口的风险。在组织架构和职能上，可探索疾控部门的机构改革，建立疾病预警防控、卫生健康治理、人口研究、经济预测等领域的协调机制。
在信息汇聚和应用方面，重视组织激励，理清各部门职责，建立部门间数据衔接共享机制，使关键数据能够高效汇总，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充分发挥支撑作用。
打造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的风险管理体系，也是值得学习的防控经验。
国际上对重大疫情管控的正式立法由来已久，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相继制定、颁布和完善各类公共卫生条例、预防传染病法、紧急援助法等法律来支撑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应急管理体系。美国的应急体系包括《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和《国家应急反应框架》，由联邦、州、地方三级结构组成，实行从低到高逐级反应，高层级发挥对低层级的补充和辅助作用；英国制定了国家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对各种可能的危害和威胁进行评估；德国的联邦风险分析与公民保护指导委员会，直接衔接内政部、环境部、卫生部、交通部、经济与技术部、劳动部等，加强部门间协调；俄罗斯的紧急情况部直接受总统调度，直接指挥国家应急救援部队。
我国可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步伐，形成统一协调的法制体系，通过垂直和统一的机构管理，建立常态化的部门联动机制。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可考虑以上述机制为依托，统筹调度各方组织力量，提升疫情防控效率。
应急业务管理具有规范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德国通过《现场操作指挥规章》来标准化应急指挥的现场操作，国防军、警察、医疗急救、消防、技术救援等部门都在其指导下展开规范救援行动，该国联邦技术救援署设有搜救、爆破等技术性分组编制，负责全国的技术救援和培训。日本通过各级政府具体的防灾计划细化各部门的职责，明确运行机制，不断修订和操作演练。新加坡政府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每天通过官网更新疫情信息，准确详细披露每一病例信息，既缓解公众紧张情绪，又让其合理规避高风险活动。这些值得我们学习。
建立应急管理体系的全社会长效保障机制，更是重要课题。
首先，疫苗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方式。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负责流感等疫苗研发、向疫苗生产企业投放资金，实时监控及发布疫情进展、进行国民疫情教育等工作。我国可对疫苗研发给予更多的规划和引导，充分培育和支持国家公共研究部门、医药产业企业以及其他研发力量。对于一些研发难度大但潜在需求紧急的疫苗，可更紧密地开展国际合作，做到更快速、更精准的研发、生产及应用。
其次，统一和统筹应急保障，才能应对突发事件时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需求。日本的行业协会与政府事先签订合作协议，组织企业参与国家应急储备和救援物资保障工作，减轻重大突发事件时国家的物资供应压力。我国也应以政府为主导，与各行业和企业协调合作，形成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应急资金筹措和管理也是应急保障的重要方面。世界卫生组织（WHO）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核心预算资金有多个来源渠道，包括会员国每年支付的会费、会员国的灵活捐款以及其他组织的自愿捐款。我国在筹措和管理公共卫生应急资金的过程中，可以部分参考上述做法，完善收支条例，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我国还可以推动建立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制度，开展培训和演练。
最后，开展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和相关教育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是疫情防控的常态基础保障。美国疾控中心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多渠道定期更新和发布详细的流感相关常识、自我预防和诊断的国民疫情教育；日本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宣传教育海报，积极向公众普及健康教育和疫情教育。这些做法提高了公众的健康意识，降低了传染病传播概率。
我国也要加强针对公众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尤其是社区（村）基层的健康教育。而高素质的教育科研人才队伍是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持续开展的基础，应鼓励和加强卫生健康、经济管理、医疗保健等多学科交叉人才的培养，支持建立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教学科研平台。
总的来看，我国在资源禀赋、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要结合国情，发挥制度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构建我国新时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王春超系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院长；尹静系暨南大学博士后；王贤彬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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