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双一流”高校纷纷加强通识教育。在笔者看来，这既是大学回归教育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对标“世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多将通识教育置于本科教育的核心地位），以实现其人才培养定位的现实需要。
站在学生角度，上大学的目的无非是未来能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成为高校的奋斗目标。大学教育虽然很难为特定工作或职业做准备，但必须为学生未来进入任何职业和职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如果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角度审视大学如何实施通识教育，对提高通识教育的成效或许更有针对性。
1945年，被誉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圣经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问世。该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此种人需具备4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包括逻辑思维、关联性思维和想象力；清晰地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辨别价值的能力。当前，各大学对通识教育所培养能力的表述基本离不开这4种能力。我们姑且将其称为通识能力。
研究和调查反复证明，通识能力无论是对学生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还是未来取得更高职业成就都至关重要。
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雇主认为通识教育所提供的知识和能力中，排名靠前的是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合作以及通过写作和口语进行交流等能力，这些对职业成功至关重要。
这其中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越往上发展，越需要较强的通识能力；其次，数据表明，在高等教育和全球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通识教育给学生带来更大回报；最后，最受数据驱动和技术支持的工作比一般工作对通识能力的要求更高。有数据显示，上述类型工作对写作、研究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要求，可能比一般工作分别高出50%、50%和40%。
世界一流大学传统上主要通过为学生提供人文课程来实施通识教育，后来才纷纷增加了科学课程选项。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只有人文与科学领域的课程才能实施通识教育。大学更多地通过人文课程开展通识教育，其原因也许是，一方面人文学科的重点是批判性思维、沟通、道德并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早期接受的主要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对其他专业或职业发展的有利作用也经过了历史检验。
通识课程如果集中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学科，课程设计者必须深思熟虑这些课程如何教育每一个学生，这显然很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史蒂文分校教务长格雷格·萨默斯指出，通识教育依赖于过多人文学科课程有个突出弊端——致使大多数非人文专业学生困惑为什么他们必须修这类课程，学生因此常常希望尽快完事。
通识教育如果脱离专业教育，可能对两者都不利。《今日物理》杂志2017年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呼吁改革美国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让学生花更多时间在专业或以专业为中心的课程上，而不是参加与专业无关的通识教育。而在笔者看来，如果着眼于目标，能够有效培养通识能力的课程，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课程，都可以说是通识课程。
课堂是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主阵地。但从成效看，课堂教学是否是实施通识教育的最好方式？还有没有其他更好方式？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林迪·坦顿在其学校教师中作了一个调查：“您希望我们的本科生毕业时能收获什么？”成百上千的答案分为四大类，基本就是通识教育致力培养的品格和能力。他由此得到一个悖论——所有老师都提到了“批判性思维”和“教学生如何学习”，但实践证明，这正是老师们没有做的事情。
坦顿指出，对本科生职业成功有意义的关键经历，都不是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因此，要让本科生学有所成，更迅速、有效的方法不是改革课堂，而是在课堂之外建立新的连续性项目，即围绕对学生有激励作用的问题，开展一年或更长时间工作的项目。
相信大学老师都有体会，课堂教学有其固有的不足和难以突破的障碍。笔者近两年也开了一门通识课程《穷凡物之理》，对坦顿的观点深有同感，脑海里不由冒出一个比方：课堂就像“老城区”，通识教育要想更有成效，最好到课堂之外去建“开发区”。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学教授史蒂文·明茨长期关注通识教育。他说，通识教育意味着变革，其更高目标是影响和改变受教育者。能够实现这种目标的课程和项目，必然是像建筑师和设计师那样精心设计的结果，而不是传统的课堂模式。
明茨提出了4种他认为真正具有发展性和变革性，且已经扎根的课外项目，包括规模化本科生科研、基于项目的学习、网络学习、批判性探究与社会正义教育。他认为本科生科研也许对学生动机、参与度、师生互动和深度学习的影响最大。
从2015年开始，笔者所在的学院全面推行“本科生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参与该计划的学生无不表示受益良多，特别是收获了很多课堂上无法获得而对未来的学业或职业非常有帮助的东西。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先生评价该计划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体现，是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探索，是让学生忙起来的有力措施，重要的不是学生发表论文，而是通过科研改变学生的人生命运和学习态度。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