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科技部基础司设立的“世界科学中的中国”系列研究报告不久前完成。这份由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研究员金碧辉课题组承担的报告显示，1996年～2005年，中国在国际合作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在中国每年SCl论文的总量中，国际合作论文占总量的1/4。美国、日本、德国、英格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韩国8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广泛加入到中国国际科技合作之中。其中，在美华人科学家参与的论文占中美合作论文的72.3%，日本华人科学家参与的论文占中日合作论文的47.5%。
 
中国国际科技合作中呈现出的上述“华人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彰显着华人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日渐提高的影响力。
 

“两栖”作者：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金碧辉课题组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持续快速增长，形成指数增长的态势。1996年～2005年的10年间，中国SCl论文平均每4年翻一番。其中，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增长速度甚至略快于中国SCl论文的增长速度。1996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为3017篇，2005年达到15069篇。仅2005年的国际合作论文，就几乎相当于1994年～1997年的总和。工程技术领域是中国与8个国家合作中华人的优势领域；化学领域是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韩国华人的优势合作领域。美国和日本的华人在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工程技术4个领域的力量分布比较均匀。
 
“两栖”作者是国际合作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合作方式，即在论文署名中，华人作者有两个地址，一个是中国机构的地址，另一个是合作国的机构地址。课题组因此称其为“两栖”作者，并认为这类作者往往是积累了一定科学研究经验的专家，或者是已经取得一定科学成就的科学家。这类作者在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课题组对2001年和2005年的部分论文抽样数据的调查结果表明，除德国外，其余7个国家有一类论文的数量在时间跨度为5年的前后两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美国从2001年的179篇增加到2005年的512篇，增幅为186％；加拿大从35篇增加到106篇，增幅为203％。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作为“两栖”作者的海外华人学者，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课题组还对2005年中国国际合作论文中的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作了统计分析。他们将该类论文区分为中国作者、海外华人作者以及外国作者。结果发现，在全部论文中，中国科学家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论文占50％以上，外国科学家次之，海外华人科学家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论文仅占10％～26％。在作者名全部为汉语拼音的合作论文中，中国科学家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占总论文量的73％～80％，而海外华人学者仅占20％～27％。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科学家在表征骨干作用的指标中具有较高的显示度，而海外华人学者更多地扮演参与者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海外华人在现阶段中国的国际合作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桥梁”和“纽带”。他们在帮助中国科学家建立国际合作通道、寻找国际合作伙伴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族情结：合作的驱动力
 
金碧辉课题组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民族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国与国的科学合作中，民族情结是一种驱动力。
 
他们举例说，1976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里，华裔学者丁肇中走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并用汉语作了演讲。他说：“因为我是炎黄子孙，我想让全世界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这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民族情结。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分布在世界各国，他们中不乏具有拳拳报国之心者。他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今天在中国的国际合作中所观察到的“华人现象”。
 
课题组认为，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华人现象”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从中国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海外华人，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相同的语言，有着与中国同行密切的社会关系等。这些因素构建起海外华人独有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也是海外华人与中国进行国际合作的优势所在。就合作国而言，大量的中国学子求学于别国，并居留别国，成为别国社会的一分子。海外华人科学家的群体规模是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没有成规模的海外科学家群体，也就不会出现今天中国国际合作中的“华人现象”。
 
在这项研究中，美国的“华人现象”最为突出，这与在美华人科学家的数量分不开。据2006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的统计，中国在美国的研究生从1987年的2万人增长到2004年的5万人；1983～2003年，有3.5万名中国留学生获得美国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另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截至2003年，在美的华人博士有6.25万人，其中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82％，在教育机构工作的占37％。因此，至少有1.9万名35岁以上的华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美国的科研与教学机构工作。这些华人学者至少已经有了若干年的工作经验，具备了与中国科学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这使华人科学家在中美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必然。

 
政府之手：发挥政策效应
 
课题组认为，中国国际合作中出现“华人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政策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出台一系列吸引海外华人学者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作为政府之“手”，正在引导海外华人学者加入中国的国际合作。
 
从1978年到2005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93.3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3.29万人。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70.05万人，其中，有51.2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从这一数据推算，中国目前大约有20万人长期居留在其他国家。对于这样一个群体，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吸引他们参与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有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中国科学院自1997年起在“百人计划”中增设了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的计划，教育部于1998年开始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课题组指出，“华人现象”只是中国现阶段国际合作快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现阶段的主旋律仍然是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随着差距的缩小、中国科学技术实力的增强，国际同行一定会对中国科学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预计，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还会快速持续增长。从今后更长时期来看，非华人学者中蕴藏着更加巨大的合作潜力。
 
《科学时报》 (2009-1-9 A2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