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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100米、150米、200米……1988年，南海海域，我国一艘正在进行深水试验的核潜艇突然中断了与水面指挥艇之间的通信联系。狭小的控制舱内只剩一片死寂，以及让人窒息的压迫感。
现场，唯有65岁的赵仁恺面不改色，在立即上浮和继续下潜的争议声中，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的底气不仅来自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的身份，更是因为他用十余年时间完成了500多项运行试验，对各种事故情况下的判断和处置了然于胸。果不其然，当核潜艇继续下潜到一定深度后，通讯恢复了。
“赵总师是核潜艇的守护神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句话在海军和研究所里流传开来。只是没有人知道，“神”并不是不害怕。
就在试验开始前，赵仁恺陪老伴去了夫妻俩的第一次旅行，给三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块电子手表，还写下了一封遗书。一旦他有去无回，这就是他留给家人的全部交代。
赵仁恺这一生，不是在深山，就是在深海，他是唯一一位参与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设计、建造、安装、调试、运行、退役全阶段的科学家。然而他的故事也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无声无息。
2023年2月16日是他诞辰百年之日，在他当年同事、后辈们的缅怀中，他跌宕的人生经历才更多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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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仁恺在我国核潜艇前
逃难少年的暗夜明灯
南海的深夜里，赵仁恺独自坐在巡航核潜艇的舰桥顶上，抬头望向北方的那片大陆，什么都看不见。可他能想象，此刻，辛劳了一天的人们正在幸福中安心休息，嬉戏困累了的幼儿，正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甜甜地睡去……
遥远的守候，只为换回一片宁静安详，而这曾是赵仁恺年少时的奢望。
赵仁恺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大户人家里，他的童年本该在富足中度过，可他的命运和彼时的中国颇为相似，长夜难明。
赵仁恺3岁时，父亲身染恶疾去世，母亲何敏贞带着6个孩子被赶出了家门。此后，这位母亲节衣缩食，用省下的所有钱财将赵仁恺送进了南京实验小学读书，正是这个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传授数学、物理等近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为赵仁恺打开了一座新世界的大门。
好景不长，日军侵占南京，何敏贞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难的旅途。因为母亲的果断，赵仁恺逃脱了南京大屠杀的厄运，但他们一路颠沛流离，行至安徽，又到湖北，最后落脚四川江津，九死一生。
那个热血少年终于坐不住了，赵仁恺偷偷剃了头，收好行囊，准备去参军，临出门，却被母亲拦了下来。“你想救国于一时，还是救国于一世。”
母亲的拷问让天资聪明的赵仁恺痛下决心，专注学业，埋头苦读。1942年，赵仁恺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生长在封建社会的女性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护孩子的天赋和志向。 晚年，何敏贞总是叮嘱孙儿们“不要打扰你爸爸，他很忙的”。然而，直到她离世，都不知道儿子究竟是做什么的。
母亲的守护，从来不需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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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时的赵仁恺
200多页的笔记本、1500个问题
1946年夏天，赵仁恺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就进入南京永利宁厂成为了一名技术员，从学写工程字做起，开始了自己的工程师生涯。赵仁恺一辈子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工作作风，正是从那时打下的基础。
1955年，在永利宁厂亮眼的技术优势让赵仁恺被抽调到北京，进入化工部化工设计院。仅一年之后，赵仁恺又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跨界踏上了核工业战线。
当时的原子能所大咖云集，钱三强、王淦昌、彭恒武，这些熟悉的名字都变成了赵仁恺的同事，可这也成了他最忐忑的事。
当时，分管抓潜艇核动力项目的是著名核科学家彭桓武。这位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对待工作及其严谨细致，对于工程师提出的每一个方案，都要进行严格质询。
赵仁恺自认只是个“土生土长的土专家”，很“怕”彭桓武，每次有他参加的审查会，赵仁恺都会特别小心翼翼，甚至紧张得冒汗。
2000年，赵仁恺（左）、何泽慧（中）、彭桓武（右）参加会议。
可正是因为不够自信，赵仁恺拼命学习，凡事都刨根问底，逐渐形成了爱问问题、爱思考问题、善于梳理问题、擅长解决问题的干事风格。
1958年，赵仁恺在随海军代表团出访苏联前，针对核潜艇的访问谈判，提出了38个问题。到了那里，面对苏联方面对关键技术的“守口如瓶”，他想尽办法不停地问啊、记啊、抄啊。他那本代号为0023号的蓝色笔记本是当时唯一被允许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满满200多页，全是核反应堆中各种流程和构建的参数。
“这趟苏联之行，也让赵总坚定了一个信念：最核心的技术，特别是军用技术，是用钱买不来的，是靠所谓的‘兄弟情’要不来的，只能自力更生。”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院长杨岐在回忆时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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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仁恺访苏期间的笔记
1959年，在开展潜艇核动力初步设计时，赵仁恺组织十二室第五大组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到了年底，他在日记本上梳理了1500多个技术问题。这1500个问题，最终通过广泛深入研究，在核潜艇初步设计草案中给予了解答。
1961年，赵仁恺和同事一起组织开展了苏联撤走后生产堆研究设计的摸底工作，又梳理发现了390多个技术问题，并通过攻关等措施给予逐项解决。
在查找问题和想方设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赵仁恺逐步从解决问题入手，逐步向探寻规律、掌握理论过渡，等到他完成陆上模式堆启堆之后，他也完成了从工程师向科学家的过渡。正是因此，他与朱光亚一起，成为了我国核领域仅有的两位两院院士。
909基地里的“哼哈二将”
1960年，历时22个月，《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问世了。然而，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两弹”研究又迫在眉睫，国家对尖端武器研发方针进行了调整，其中核潜艇就属于“让路”的行列，赵仁恺也被抽调去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赵仁恺尽心尽力做着自己的工作，心中却始终挂念戛然而止的核潜艇项目。直到1965年，在周总理的批示后，决定重启并全面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先于核潜艇建在陆地上模拟潜艇实况的试验1:1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正式开建。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落户在四川的崇山峻岭里，也就是那个神秘的909基地。已经42岁的赵仁恺被任命为潜艇核动力研制部副主任兼副总工程师，一头扎进了深山。还有一位副总工程师正是核动力研究的另一位“宗师”彭士禄。
为了图纸的准确，赵仁恺和同事们可以连续加班18个昼夜，验算校对6万多份图纸和数据，共查出159个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的问题；为了验证用镉控制棒和可燃毒物管与元件装入零工率装置的实验，他带领团队进行了连续15个昼夜的运行实验，发现堆内中子注量率分布不均，紧急采取了补救措施；为了确保压力容器与支撑裙焊接时结合部能承受百吨净重和克秒的瞬间冲击力，他始终坚守在“坡口”温度高达250摄氏度的焊接现场，不断有工人因高温晕倒被送走，赵仁恺也从没迟到早退过……
今年1月逝世的中国核潜艇第三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麟曾谈及一个细节，当年，正在核潜艇研制的关键时刻，核燃料已经装在厂房内平台上的一个吊篮里，准备往反应堆里装。就在这一刻，厂房顶部一支冷却水管坏了，不断喷水。如果水喷到装有核燃料元件的吊篮里，后果不堪设想。这时候，年近50岁的赵总不顾个人安危，飞快地往脚手架上爬，他爬到厂房最高处的吊车轨道上，将管子修好，及时排除了险情。
参与过陆上模式堆建设的老一辈科技人员与工人干部，无不对室厅内身着“白大褂”、现场身着蓝色工作服的赵仁恺钦佩有加。
在杨岐眼里，赵仁恺和彭士禄并驾齐驱，如同909基地里的“哼哈二将”。“彭总是大刀阔斧，大胆拍板，赵总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两个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彭士禄也曾这样评价赵仁恺：“没有他细致入微，认真负责的工作，我也不敢拍板！”
沉默的砥柱
从赵仁恺调入核工业到他退居二线，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他与夫人杨静溶长期相隔两地。1988年，小儿子赵明接到母亲的一通电话，兴奋地告诉他，父亲要带她去海南旅行了。
可事实上，那是组织上考虑到赵仁恺和黄旭华即将参加核潜艇水下试验，这项试验的危险系数极高，为了体现组织的关怀，安排赵仁恺夫妇和黄旭华夫妇从湛江登船，经过汕头，再到海南岛。
在海南参观结束后，赵仁恺和黄旭华瞒着夫人就去参加了试验，而两位夫人则被分别送回了北京和武汉。
直到30年后过了保密期，这段封尘的往事才被他们的家人知晓。
核潜艇深水试验主要包括极限深度下潜、水下全速航行等多项试验。试验的规模大、涉及面广、组织工作繁杂、技术难度高、潜在风险大，是对核潜艇及其武器系统的研究、设计、建造以及部队操作使用水平的综合性考验。赵仁恺作为副总设计师兼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技术负责人带队参加。
可此时的赵仁恺已经65岁了。核潜艇内空间狭窄，住处非常拥挤，一个5~6平方米的小空间住六个人，一个7~8平方米的空间一般要住十人以上。有一次，潜艇遇到大风浪，倾斜30度，所有人都吐了。赵仁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年轻的战士们同吃同住。
有人问他，为什么坚持要下海。赵仁恺回答说：“这种实验，作为总设计师，我不去谁去！”
核潜艇是海军的宝贝疙瘩，而核动力装置就是这个大宝贝的“强心脏”，容不得半点差池。赵仁恺对海军官兵而言，犹如定海神针，因为他总是能凭借敏锐的观察与洞察能力，丰富的工程设计实践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化解一道又一道难题。
赵仁恺的宝贵经验得益于他长期的技术积累。陆上模式堆成功后，又经过近十年的运行，完成了数百项试验，取得了全寿期内各种运行工况下的全部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为指导海上服役艇运行的可靠依据。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赵仁恺回想起他奋斗了一生的核动力事业，他对家人说：“在重大技术决策上，我没失误过，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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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师（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守护神 ”也会变老
赵仁恺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而当他成为父亲时，又因为肩负重任，很少有时间陪伴三个孩子。
“在他的后辈眼里，我父亲是高大上的，但在我们子女看来，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小时候，我们甚至觉得父亲不在身边也好，那就没有大家长会管着我们。”赵明爽朗地笑着。
在赵明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很平静，从来不会对他们发火。“相反，他很怕我和姐姐发火。”心直口快的赵明和父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有时会跟他吵、跟他闹，可父亲从来不会生气，“他只是安静地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等我们发完脾气了，这事儿就过去了。”
在同事眼里，赵仁恺学识渊博，慷慨以授，但他却几乎没教过孩子什么。赵明说，父亲在家就是看书和补觉。他经常见到父亲把书堆在小桌子上，或者装在箱子里，闷头读着。凡是与工作相关的书，化工、机械、核物理、材料学等等，他什么书都看。赵仁恺去世后，赵明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他收藏了足足6个大书柜、约五六百本藏书。赵明后来才懂得，无声的教育，让他们一生受益。
“父亲是个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的人，有啥吃啥，有啥穿啥。”赵明记得，父亲一辈子像样的衣服就是夏天的白衬衣，冬天的中山装，出国的西服。在饮食上，赵仁恺最爱的就是方便面，赵明不解，父亲只回答：“方便、有味儿。”
1974年，赵仁恺由于长期为工作四处奔波，在909基地患上了心脏病和高血压，正在插队的赵明被接来照顾父亲的生活。而后，他又到了基地实验室当起了学徒，父子两代人有了许多共同的时光。也是从那时起，他才懂得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究竟肩负着怎么样的使命。而赵明始终记得父亲的一句话：“我只是其中一份子，和大家没有区别。”
2008年，赵仁恺相濡以沫的爱人因病离世，赵明从未见过父亲受到过这样的重创，他的精神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守护神”老了，赵明和大哥大姐一起，每天轮流照顾父亲，守在他身边，就像无数个寻常人家一样。
2010年，赵仁恺病重住院前夕，赵明推着坐上轮椅上的父亲在小区里散步，父亲笑着对他说：“我有你们三个孩子感到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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