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取得的一系列航天成就背后，有这样一组数据：嫦娥团队平均年龄33岁，天问一号团队平均年龄35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31岁。《面对面》专访航天五院副总设计师黄震、航天一院紧固件室副主任冯韶伟、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调度鲍硕。
黄震，80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型号副总设计师，也是我国载人航天领域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之一。
黄震：我们每天的任务其实就是设计、验证，拿验证的事去反馈给设计，进行不停地迭代。
记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么做，试验对你而言那种枯燥感会有吗？
黄震：怎么说呢，试验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玩儿。
2010年黄震博士毕业成为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团队中的一员，在圆满执行了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后，30岁那年黄震被任命为总体的副主任设计师。紧接着，他主持了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手动交会对接任务。
黄震：神舟八号交会对接成功了，但是神舟九号是航天员上天，第一次用手控的方式做交会对接，那时候时间非常紧张，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以一个细节为例，飞船在和天宫一号对接的时候，要瞄准十字靶标的靶心去操作。在地面上操作这是相对简单的事，但进入太空后，当太阳光线转动所产生的阴影会把一部分靶心挡住的时候，就会导致对接失去准头。黄震想出了一个所谓的“笨”办法：画点阵图，然后对照太阳在一天中各个时间段的不同角度，用太阳高度角的方式往任何一个点阵去投影，分析各种遮挡情况进行计算。为了验证软件计算的结果，他还偷偷在家里做了很多纸壳模型，用手电筒当投影一个一个检验。
记者：这个试验对最后这样的一个空中实景操作有作用吗？
黄震：我们尽量要回避掉它被遮挡的时间，有可能发现遮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让航天员停一停，等一等，等遮挡过去了再往前走，但是我必须告诉什么时候有挡，什么时候不会挡，那个时候提前安排自动程序，让它等下来。我们在轨的时候摄像机可以拍到实际遮挡情况，回来之后我们根据当时任务轨道也做了一个复现，每一秒画出来的图像和我当时计算出来的图像是一模一样的，一点也不差，所以支持了那次任务可以顺利进行。
2012年6月，神舟九号飞船和天宫一号手动交会对接取得圆满成功。2013年，黄震接到新任务——研制中国新一代的多用途飞船，未来既可以用来登月，也可以登火。经过7年的呕心沥血和精心打磨，2020年5月，黄震和团队研制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开展在轨试验。
单从返回高度来说，2020年的试验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航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试验舱要从高度8000公里外的轨道直接返回。此前，中国的神舟载人飞船以及美国阿波罗飞船，大多是从400到500公里的高度返回，这一次，距离直接放大了20倍。返回高度越高，飞行的速度就越快，再入大气时摩擦产生的热量就会越高，对船体以及飞船的各项参数的考验就愈加严苛。
记者：整个发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会做预案吗？
黄震：这是我们的常规动作，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事件上，都会将所有可能的预案制成预案卡，把每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全部都记在这个卡上。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手里面都会有很厚很厚的卡片，几百张，当然这个卡片放在手里是备份的，因为我们都是背下来的。我们拿这个卡片的时候，每过一个飞行动作就会撕一张。每撕一张焦虑感就少了一层，到最后全部撕完的时候我们就成功，就欢呼。
试验舱在返回地球进入大气层时，舱体会快速减速升温，温度可达到2000摄氏度以上，同时由于被等离子体包围，会出现通讯中断现象，进入所谓的“黑障区”。在黑障区里，地面收不到任何遥测信号，这意味着在最危险的时候，黄震他们却对它一无所知。
黄震：特别是我们这种更大规模，速度更快的飞行器，它面临的黑障更高，时间更长，甚至有可能会面临两次黑障。
记者：在此期间你整个工作状态会怎么样？
黄震：就是心理焦虑的顶峰，全部都靠飞船自己去搞定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还帮不上。
记者：黑障区的穿越时间大概会多久？
黄震：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一分钟左右，但这一分钟像一年一样长。
2020年5月，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从高度8000公里以上的轨道直接成功返回，并准确降落在预定地点，落点精度达到10.8环。黄震和团队用7年时间实现了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技术的飞跃，我国已具备了开展载人登月的条件。如今，黄震又开启了研制月面着陆器的新征程。
黄震：在月球上着陆的飞行器叫月面着陆器。实际上要完成载人登月两个非常重要的飞行器，一个是飞船，它负责从地球到月球轨道之间的往返的摆渡运输；还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月面着陆器，它负责从月球轨道到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运输。之前大概用7年时间，新一代飞船的雏形已经有了，现在开始进行相关的研制。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干我们月面着陆器，补上载人登月的最后一块拼图，它可以带着我国航天员，让中国人在月球上踩脚印、插国旗，挖回来科学研究的矿石，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月球是一个非常大的幻想舞台，很多敢想的不敢想的都可以去实践，我管月面着陆器，就负责把这个梦想带到月球上。
2003年，杨利伟搭乘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遨游太空天地往返，震撼到了烟台少年冯韶伟，当时读高二的他自此迷上了火箭。2010年冯韶伟报考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博士，毕业后进入航天一院一部工作。当时正是中国长征五号火箭研制的关键时期，长征五号承担的是中国大火箭的使命和定位，当时仍在规划中的天宫空间站、嫦娥五号、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等“重量级”深空探测任务，都要依靠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完成。冯韶伟进入的正是长征五号的研发团队，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整流罩分离部分的负责人。
整流罩作为运载火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航天器提供有效的保护，以免其承受高速气流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但火箭发射到达一定的高度时，整流罩要实现和箭体顺利分离。整流罩分离被称为长征五号火箭B独有的四大关键技术之一。
冯韶伟：内心当时非常忐忑，加班加点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形成了团队氛围，一个事情大家商量着来，一堆人凑在一起把工作极致优化，或者几个人把自己的想法瞬间就开始迭代了，当时型号的领导也都比较包容，创新就面临着失败，当时给我们提出一个理念，不怕失败，但失败之后一定要找到原因，让我们第一敢闯，第二闯的时候一开始想好预案，想好这些机理是怎么来的，整个团队活力非常非常强。
包容失败，才能鼓励创新。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3岁的年轻人，在经过连续不断地大脑风暴和反复论证后，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既往的思路。
冯韶伟：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比较大胆的想法，突破了传统的设计理念，当时在评这个设计理念的时候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因为你没有按照标准规范来，你跟标准规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想法说法如何能够得到大家伙的认可？就需要有很多数据支撑和理论的分析。当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说第一次你就应该保证这次试验的成功。
记者：保证成功不是可能是最保险的一种方法吗？
冯韶伟：对，是最保险的一种方法，但我们觉得既然要对这个火箭负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我们自己一些精简的设计理念，或者一些比较先进的设计理念一些仿真优化的方法放到里面呢？当时型号其实也面临着减重的风险，当时整个火箭超重比较厉害，所以各个系统都在优化。
对于火箭工程师来说，火箭本身的重量是一个敏感而值得警惕的要素，因为火箭每重一公斤，就意味着将来要发射的卫星的载荷就必须轻一公斤，好的火箭不仅要求运载发射能力强，还要重量轻。而冯韶伟和他的团队所提出的整流罩分离方案，也同时降低了不少重量。
冯韶伟：如果说把我们这些理念扩充到现在的设计方法里面，对于后续的火箭来说也是有更多的借鉴和影响的价值，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六米多的整流罩，还有重型火箭未来可能有九米多的整流罩。那这些整流罩出来之后，如果还是因循守旧的话，将来可能面临整流罩就分不开了，所以当时毅然决然往下走。当时我们的主任设计师也是现在一部主任也特别力挺我们，说我支持你们这个想法，但你们要把这个想法做到让自己说服，我们还要不断说服他，说服他之后他带着我们去找型号总师汇报，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到现在。
记者：其实创新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冯韶伟：对，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我接手的时候是2014年，当时长五B整流罩有一个设计方案了，就是按照传统的设计理念。你要改这个方案，人家方案设计评审已经过了，相当于你在初样设计的时候你把方案拿出来，告诉他你这个设计没有我这个设计好，但是人家又是按照标准规范来的，你又没按照标准规范来，所以两边的压力当时还是挺大的。
经过3次地面验证，2020年5月5日18时0分，长征五号B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场点火升空，成功地将中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入太空。在此次飞行任务中，保护载人飞船的整流罩以教科书般的姿态绽放。
冯韶伟：原来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台上一秒钟，台下十年功的感觉。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设计的东西虽然说为了让它抛掉，让它不要在镜头里出现，不要成为主角，但是我们觉得能够为主角来绽放它本身所应该绽放的光芒，也是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当整流罩分开那一刹那，整个大厅里边那个掌声我现在都没忘掉。
除了我国规模最大整流罩可控分离，同样是在2020年5月5日这次发射中，冯韶伟同时还负责了国际现役最大规模星箭安全分离技术。如今，冯韶伟已经是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紧固件室的副主任，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冯韶伟：整个一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传帮带，从前辈身上我学到最多的就是奉献和踏实。我的导师也一直提醒我，对技术一定要有敬畏之心，除非把它充分摸透了，否则你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些理念也适用于现在我们带队伍，也只要出了手出了咱们室里，那就代表咱们室里的专业，就代表我们的最高水平。
鲍硕，90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调度，北京中心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北京总调度。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我国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的飞行控制中心，作为指挥调度、分析计算、飞行控制、数据处理和信息交换中心，这里是“天地之间的唯一纽带”，所有的数据都向这里汇集，所有的指令都从这里发出，所有的应急处理也都在这里完成。
记者：很多非专业人士看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对着程序念口令吗？
鲍硕：我觉得还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要负责天上的航天员包括航天器，要负责地面的各系统，还有我们中心内部的各个点号，包括现场的一些声音，所以我们坐在调度台收到的声音就是很多路的，他们不会商量好谁先报谁后报。如果真的有问题，可能很多声音同时给你报告，这个时候你就要分辨出来大家大概在说什么，哪个是最紧急的，我要先处置哪一个。你要判断哪个对后面有影响的，哪个是可以先放一放的。他给你报了一句话之后，你可能听得懂他在说哪句中文，但是你不知道有什么影响，那个时候可能就像在玩击鼓传花，这个雷到你手里了，如果你没有把它正确处置了，它可能就在你手里炸了，所以坐在调度台其实每时每刻都是心惊胆战的感觉。
记者：当这么多信息扑面而来，怎么处理这个轻重缓急？
鲍硕：这个就是靠平常的积累，你得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先得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想明白往下应该怎么干，而且下口令的时候还要保证你的话准确无误给他们表达出去。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鲍硕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最初，她在上行控制岗，工作内容就是给航天器发指令。2019年3月鲍硕被安排到调度岗位工作，负责任务的组织指挥、计划制定、协调管理等，工作上的挑战让她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性格特点都有所怀疑。
鲍硕：我一直比较内向也不太擅长说话沟通，但是我们作为调度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去协调各个岗位，对于我来说可能开始的时候，我连给别人打个电话都发怵，就会先在内心里想我怎么说他会怎么说，我再怎么回他，这种特别难。会练自己，包括我有一个前辈，他原来会练我，他就说你有事就打电话跟人家沟通。我觉得我发个消息能发明白，不行，你就得打电话，而且当着他打，我开始时就很不理解，我就很硬着头皮，可能这个电话他早上起来让我打，我拖到中午才打，打完之后他就在我旁边说，你刚才的话里面哪句是不合适的，你应该怎么跟人家说可能会更好。
虽然心理上有压力，但在行动上鲍硕始终保持积极和主动。2020年，鲍硕迎来了一次大考，她被指定为中国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总调度。
记者：执行天问这样一个调度任务和之前调度任务相比，有什么不同，难度在哪儿？
鲍硕：天问这个任务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区别是这种天地时延的概念，像原来执行月球探测任务，可能时延大概就是秒级的，但是天问随着它越飞越远，会逐渐增大到双向40多分钟的时延。原来是我给你发个令，你最多延一下返回给我，我对还是不对，可能我还有很多补救的机会。但是到了天问，我给你发一个你要等二十多分钟才能收到，错误信息还要等二十多分钟回来，如果发生错误代价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基于预判去做一些故障的设计。比如我们做火星捕获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多开一秒，飞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少开一秒少一点动力就撞到火星上了。
虽然第一次做总调度就遭遇到了复杂的天问一号，但鲍硕最终顺利通过了这次探火大考，对各种信息判断准确，并及时进行了妥善应对。不仅如此，就连她的语音都进行了改进。
鲍硕：我第一次喊口令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刚从嫦娥四号操作控制岗位变到调度岗位，去组织我原来的岗位发令，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之后，当时安静了一两秒，我就怀疑我是不是说错了？我还看了看我师父，我师父说没错。后来就去问人家，人家说觉得一个小女生在这种调度声音里面也是愣了一下，可能这个声音也比较稚嫩，就觉得是不是在喊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发这个指令？还是说你就是想练一下怎么说话？他们会有一些怀疑或者什么。声音也要符合任务场景，后面自己也会听前辈们是怎么去调度的，怎么去喊口令的。
记者：你现在说话明显节奏放缓了，声音可能厚度就有了。
鲍硕：可能之前比较嗲一点，小女生的那种。
2020年11月，在更为复杂的嫦娥五号面前，鲍硕和遥操作团队反复梳理判断推演每一个关键节点，最终做到了在实操过程中两千多条指令、近万句调度语无一错漏，比预定时间提早7小时完成了月壤表取封装工作。
记者：每次调度结束的时候，怎么跟各位进行最后的沟通？
鲍硕：会把所有的调度群全打开，各号注意，我是北京，本次控制正常结束，各号可以退出。
记者：这也是心里面可能最舒服最高兴或者任务最轻松的时候了。
鲍硕：对，就是跟各号再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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