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维导向是我国出现过早地“去工业化”的趋势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我国确实已经出现了过早、过快地“去工业化”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若我们能在十年前对此展开谈论，或许能防止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出现过早地“去工业化”这一现象。但我觉得现在“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在当前的节点上，我们要实现中长期目标，无论目标多宏大，我们应关注和重视一个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即“无工不富”、“无工不现代化”。
在我们聚焦政策，讨论“如何稳定制造业的比重？”、“如何提政策建议？”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格外关注中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这一现象的原因。在第68期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中，黄阳华教授列举了“三大效应”，这是解释各个国家出现“倒U型”现象的普遍性的因素。除了黄阳华教授提到的三个客观共同的因素之外，我认为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我国之所以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与我们自身认知上和思维导向上出现偏差密切相关。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前），我们的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热衷于讨论的话题包括“出口过热，要进行再平衡，从外需向内需平衡”、“调结构，大力提倡发展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等等。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制造业“脏乱差”，是“血汗工厂”，是“一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等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商务部部长把“减顺差”作为外贸部（现在是商务部）的年度主要工作目标。这种“瞧不起制造业”的情绪在那时是非常高涨的。这是个认知的问题，即当时我们没有到达今天这个认知水平，对制造业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效率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充分的理解。所以，我认为思维导向是我国出现过早地“去工业化”趋势的重要因素。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现在既然认识到我们需要改变“过早地去工业化”这一趋势，就需要“纠偏”。我认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认知纠偏”。我们在已经发生了“制造业比重出现了过快下降”这一现象时，应设立一个底线目标，即在比重下降之后的未来十年，无论如何也要稳定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我们如果要纠正这种不好的现状，是否要更激进一些，实施“再工业化”？是否应适当地提高制造业比重，而不是仅仅保持基本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当下中国应适当提高制造业就业比重
制造业的比重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们的研究发现迄今为止，尚未存在一个经济体在其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没有超过25%之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成功地跨越中等陷阱的发达国家，尤其是过去七、八十年（二战后）少数的成功者中，在它们的顶峰时期，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毫无例外都超过了25%，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认为25%是个分水岭，若能跨过这个数字，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达25%可以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就目前制造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来看，尽管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服务业就业占比下降幅度比较大，制造业就业占比有所上升，但即便如此制造业占整体就业的比重仍然没有达到20%，而是在18%-19%左右。因此，目前不仅仅是保持这一比重的问题。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我们不仅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还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提高就业比重。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作为一个表示工业化的指标，“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似乎比“增加值占GDP比重”更加重要。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们至少还需要将制造业就业比重提高六七个百分点，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目标。黄阳华教授已经在这一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并且他的研究是我国目前做的最仔细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让这些研究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在认知上、在政策导向方面上，我们需要更加明确，现在面临的任务不仅仅是一个稳定比重的任务，我们需要“纠偏”。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的趋势，我们需要“亡羊补牢”、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提高制造业比重。因此，我建议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各方面都应做更仔细的研究，并大力推广这些研究，让这些研究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对我们未来发展的政策导向非常重要。
三、提高制造业就业比重的措施
1、优化全国性政策
过去出现过早地“去工业化”的趋势，是由于思维导向问题。那时我们更强调服务业发展，而忽视制造业发展。在这种思维导向的影响下，政策层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包括一些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服务业“三产”更加友好，对制造业却不友好。具体有以下例子：
1）汇率政策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于美元、相对于一揽子货币“一路升值”，累计升值幅度几乎接近40%。我们都知道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客观上会导致资源更多地从可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而制造业工业是可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是“三产”和服务业。所以，我们过去的汇率趋势对制造业是不友好的。当前要稳定和提高制造业比重，我们希望汇率政策能对实现制造业“再工业化”更加友好。
为什么要强调汇率呢？前段时间我听到了一些同行的观点，有人说要实现GDP倍增目标，不考虑汇率因素，可能需要4.7%，但是过去三年的数据都不到4.7%，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想一些别的办法——把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即如果实体经济实际增长不能达到4.7%，就通过汇率升值去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一种思维方式完全是本末倒置，因为汇率的背后是资源价格，它会导致资源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这也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认为全国性的政策应对制造业要更加友好。
2）产业外移相关政策
除此之外，比如制造业这些年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尤其是出现了产业外移，一方面由于我们人为的“自毁长城”的政策，比如广东省就提出了一个“腾笼换鸟”，导致了“笼子腾出来了鸟没换回来”的现象。我们当时理想化的想法是“把低端产业的赶出去，腾出地方来迎接更多高端的产业”。这些都是政策的失误；另一方面，隐性的经营成本也是导致产业外移的重要因素，比如，“五险一金”，从企业角度，如果所有的企业老老实实地按照现行规定交全“五险一金”，那么对企业来说，它额外支出的负担相当于总工资成本占工资总额40%以上，世界银行也多次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警示，与全世界相比，我们的额外成本是最高的。如果接下来要进一步地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融资成本之外，额外成本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包括广义的劳工成本“五险一金”的负担，这对企业经营来说确实十分沉重。这是另外一个总体政策上的问题。
3）环保政策
虽然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已经十分明确了，但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采取简单粗暴、“一刀切”的政策，这也会使企业成本上升、造成企业经营困难，从而导致企业外迁。类似这些全国性的政策需要我们进行反思，需要我们从“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去审视，这是一个“纠偏”的过程。
2、推动我国内地进行“再工业化”
关于地方经济中的产业外移，大家提及较多的是越南的劳工成本比沿海地区的成本更低。虽然越南的人工成本的确比沿海地区低，但越南的人工成本和我国内地相比并不一定有优势。那么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国内地有优势，那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企业家为什么会选择将工厂搬到越南，而不是河南或者其他人工成本相似的内地地区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近年，内地地方政府受大环境的影响，大家更多热衷于发展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部门“来钱快”，能“做大GDP”，又能获得财政税收，并且通过“跑冒滴漏”对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有一些好处，而承接外来产业、招商引资费则十分费劲。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激励机制和导向出现了偏差。
在内地各方面财政状况变得紧张，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大拐点影响了土地财政的情况下，以往过多地依赖土地开发来实现发展的内地城市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反而是危机中的机会，某种意义上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反思和寻找新的出路，这也正是我们加以引导的好时候。至少在KPI方面，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对地方经济的评价方面，需提高制造业比重这一指标的重要程度，引导地方政府将更多的精力花在改善营商环境上和产业发展上，更多地使地方对标越南，以更大的积极性招商引资，承接产业链，提升吸引力。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十多年前的内地交通不便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从2008年的“大基建”至今，我国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应是远远超过几乎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甚至接近和超过一些发达国家，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非常有利的条件。有了基础设施这样的“硬件”，我们现在更多地需要“软件”，我们需要在地方政府层面找到合适的激励机制，“胡萝卜和大棒”同时使用，在施加压力的同时，给予适当的激励，让地方更加重视制造业发展。虽然“解决高科技卡脖子问题”对于中国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是市场广阔、发展水平呈现阶梯性的，这意味着在产业链方面，我们的产业谱比一般情况下的更宽，我们不仅仅可以做中高端的产业，同时，由于我们是阶梯型发展的，我们沿海地区可以向中高端迈进，对标德国、日本、韩国，而内地省份则可以对标越南等，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一些中低端的产业转移。我认为我们也不应放弃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国情。总而言之，地方上，我们应鼓励内地更多地承接不那么高端、不需要太多高深技术，但是又能够产生就业，带来生产力提高的项目。
当然产业外移也有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这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解决。比如疫情以后、中美贸易战以来，跨国公司提出了“中国+1”策略，它们不仅仅把所有的产业链放在中国，并且为了规避中美博弈风险，也会在中国之外布局一部分产能来服务欧美市场，这是一些客观因素。关于产业链重构，我们更多地要从国家层面包括外交政策方面去思考，例如，如何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布局中，保住核心利益，从而保证产业链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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