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某省区一高校获1.31亿元科研经费，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为零。这则新闻引发了热议，人们本能地猜测，该省区科技界是否处于尸位素餐或“躺平”状态，白白浪费了科研基金？甚至会进行更广泛的猜想——这是否代表了中国科技界的普遍现象？
在此，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其一，某高校的1.31亿元科技投入共实施了862个项目，平均每个项目15万元，这些项目是2020年至2022年度由地方财政拨款的，由此算下来，每年每个项目平均5万元。
其二，大科学时代，科研活动的范围非常广，国际上通常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不同的研究类型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完全不一样，比如基础研究产生的成果是科研论文，根本无法转化；即便是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其成果也有很多是无法转化的。
抛开宏观分类不谈，回到微观的细分学科，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也是无法转化的。公众对于科研活动的分类并不是很了解，产生误解也在意料之中。
这862个项目里有多少是基础研究类项目，多少是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况且，在很多落后地区，科技投入还有一项重要功能，那就是培养人才以及保证区域整体科技水平不下降。而这项功能是不能用科研成果转化率指标衡量的。
应该说，在中国的社会建制中，科技界是资金使用绩效较好的子系统之一。以2020年的数据做一点国际比较。当年，中国科技投入为24393亿元，投入强度为2.4%，同期美国科技投入为7208亿美元，投入强度为3.45%。在科研成果产出方面，2021年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80521篇，占世界份额的35.3%，排世界第1位。美国发表论文41168篇，占18.0%，排在世界第2位。在专利申请与授予方面，我国多年来一直排名世界第一。
我们的科研投入仅为美国的一半，而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量是美国的1.5倍左右，我们的科研产出接近美国的2倍，中国科技界总体绩效表现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科技界仍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此时增加科技投入不仅可以收获更多的科研成果，还可以有效减少科技界内部愈演愈烈的“内卷”现象。
此次科技审计还揭露了两个在科研管理中经常遇到并常引起认知混乱的问题，即决策与认知问题。首先，在决策层面上，科技发展应该采取重点攻关还是均衡发展的问题。笔者认为，依据重要性，科技均衡发展排序占先，然后才是重点攻关，这两者完全可以通过规模调控实现兼容，有能力时多布局些重点攻关领域，资源不足就少些。这经常被称作“撒胡椒面”模式，但很多时候“撒胡椒面”可能比“一枝独秀”更有利于地方社会发展。在科技迭代速度如此之快的今天，如果短板总不能补齐，那么就将长期落后于人，毕竟科技发展在底层是需要积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撒胡椒面”模式可以最大限度保证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迭代不是建基于沙滩之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资助模式最大限度培养了多领域的人才。
其次，在认知层面上，所谓的闲置资金是一个伪命题。财政预算与科研活动遵循不同的规则。现在各类科研项目很难申请，而中国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要靠科研经费维持基本的科研活动与团队运转，为保证科研活动的连续性，一旦获得一笔项目经费，他们大多是节省着花。“一刀切”式地收回结余资金，容易破坏科研团队的正常运转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常识、相信科研人员的敬业态度和专业能力、给他们“松绑”就是最大的支持。
科技界要接受社会的监督与批评，但批评也要符合实际。因为一旦立论基础有问题，就容易摧毁科技的生态系统。
笔者从事科技评论已经20余年，这些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是，科技管理的核心是制定前瞻性政策、设计好规则，抓大放小。
回到本文案例，一所高校3年间的科技总投入仅为1.31亿元，这个规模并不大，更何况涉及862个项目，每次审计的烦琐以及劳心费神的程度相信经历过的人都能想象。摆脱此类困境的关键在于抓大放小，把审计的重点集中于那些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金的重大专项，这样审计部门的效率会更高，更能发现那些隐而不显的深层次问题，而且这种有限监督对科技界是影响最大化、干扰最小化。
在国家努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当下，笔者认为，科技管理的任务主要有三个。第一，助推原始创新成果产出，解决“卡脖子”问题；第二，通过资源投入与政策安排保证知识与人才的持续稳定供给；第三，通过调整科技资源投入的结构，实现科技均衡发展，至少保障落后地区科技水平不下降，只有这样，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才能落到实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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