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明星科学家张峰、刘如谦联合创立的 Beam Therapeutics 宣布将裁掉100名也就是20%的员工，暂停部分研究，并在一些药物项目开发上寻找合作伙伴。
作为CGT领域的明星公司、引人瞩目的平台型公司，以及第一家上市的碱基编辑公司，Beam的股价一度高达130美元，成立三年管线多达7条，还花费了近1亿美元建造了自己的GMP生产基地。
Beam的裁员早有迹象，据称公司在上半年就已解雇多位contractor，几个月后裁员也来到正式员工头上。
有行业专家向动脉网总结：“Beam的调整有其自身的特殊要求，但也是目前市场低迷大环境下的‘不得不’之又一实例，公司之前团队、管线铺得太开。技术层面来看，它还是碱基编辑领域龙头，仍然有别于Editas等其他几家。只能说新技术不断出现，优势应该不断减弱，这也是自然规律。”
不过在Beam裁员前后，同属体内基因编辑竞争赛道上的公司传来好消息：Intellia体内CRISPR基因编辑疗法获批开展三期临床，Verve则透露用于治疗高胆固醇基因形式的基础编辑疗法VERVE-101的临床搁置已被解除。
同时，2023年上半年全球生物制药融资数据显示，大额融资中CGT公司仍占主要席位，包括：ElevateBio获得了4.01亿美元的D轮融资，ReNAgade Therapeutics启动了3亿美元的A轮融资，Metagenomi完成了2.75亿美元的B轮融资，以及Orbital Therapeutics宣布成功完成2.7亿美元的A轮融资——这家公司是从Beam分拆出来的。
CGT先驱们仍在前行，但再造Moderna的传奇，似乎越来越难了。
明星平台型CGT为什么不香了？
Beam主要用于商业化刘如谦团队发明的碱基编辑技术。碱基编辑使用化学过程来改变目标基因中的特定字母，除非靶向的碱基编辑，脱氨酶的随机脱氨作用可能导致碱基编辑酶出现偏差。
FDA 对基因编辑的处理一向谨慎，对于碱基编辑的顾虑更大。去年FDA曾叫停其CAR-T疗法管线BEAM-201的IND申请，要求提供来自基因组重排评估的额外对照数据，以及对某些脱靶编辑实验的进一步分析等等相关数据。
此次调整后，BEAM-201也被战略性后置。
之后集中资源推进的管线为：治疗镰状细胞病的临床阶段体外碱基编辑疗法 BEAM-101，治疗 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AATD)的体内碱基编辑疗法 BEAM-302。
但是Beam公司的临床招募进度始终不乐观，BEAM-101在获批临床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仍未报道首位患者临床给药。这可能和Beam本身技术平台存在问题有关。
以Beam为代表的平台型公司曾是最受欢迎的项目类型，自主专利的研发平台能够帮助研发多种基于同类技术不同适应症的产品。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拥有平台技术的公司可显著加速研发进度，如验证靶点和技术、适应症选择、先导化合物优化和临床前活性研究等部分工作。分析发现，平台有效减少了产生下一个临床资产所需的时间。相较于非平台型公司，平台型公司产生第二、三、四、五个临床资产的时间分别可以平均缩短7个月、3个月、5个月和8个月。
成长迅速、融资快、花钱快、估值高，都是平台型公司的特点。平台型公司的“神话”代表无疑是Moderna，但能抓住新冠疫情摇身成为巨头的机会仅此一次，疫情后Moderna也在从肿瘤、RSV、流感等方面寻找新的增长点，靠新冠疫苗攒下的资金能支持Moderna“折腾”很长一段时间。
在目前的高利率背景下，未能做出产品的平台型公司日子将加倍难过。加息对于未盈利Biotech最致命的打击在于资金成本变高，使得资产配置会要求更高的回报或更稳定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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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Bay Bridge Bio，2010年以来500多家上市Biotech中有5%是平台型公司，而表现最差的10家公司中，有7家是平台型公司。另一方面，表现最好的公司都有降低风险的资产，即已经批准的产品或处于关键研究中的产品。
24家CGT公司裁员，是时候重归产品
生物医药领域靠事实说话，良好的临床数据是生物技术的价值货币，而好数据来自好产品。
大多数价值都来自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的产品。数以百计的研发阶段的项目的价值，不及一个获得批准的重磅炸弹产品。因此一个有价值的平台是能够找到少量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大量平庸的产品。
CGT是平台型公司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但可以看到的是，国外大量CGT公司在进行管线聚焦调整，并精简人员和降低运营成本。据Fierce Biotech的统计，宣布裁员的119家Biotech中，有24家是CGT公司，占比超过20%。
其中不乏CGT领域先驱，例如长期垄断ZFN技术路线的Sangamo，对技术平台和专利实施了多年极致保护，也未能将任何一条管线推进到后期，早先和Sangamo合作的大药企也纷纷撤离。
当然，并非所有的裁撤和缩减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同样是近期裁员的CAR-NK细胞疗法明星公司Nkarta，宣布专注于将现成的细胞疗法应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并宣布FDA批准了其CAR-NK细胞疗法NKX019治疗狼疮性肾炎的IND申请，这也是该疗法首次拓展至这一适应症。在这一消息公布之后，该公司股价大涨112%。
近年来CGT向自免领域的拓展体现了新技术正在尝试找准、拓宽市场。全球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市场预计将从2020年的1,20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1,461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3.9%。目前已上市的许多药物存在作用疾病不具备针对性、患者响应率低下、副作用大等问题，存在大量未满足临床需求，而CGT治疗自免有着多方位的优势和良好的疗效，CAR-T不仅可以定点清除自身异常B细胞，还有望实现免疫重启。
除了关联性最强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家公司也在尝试攻破硬皮病、肌炎、肾病、视神经脊髓炎谱系障碍等适应症。
曾有投资人向动脉网表示：“有个技术平台就能吸引投资人的逻辑已经不存在了，今年几乎没有纯平台项目。投资人不是不看平台，而是平台的价值要通过产品来验证。”
成功产品验证，包括短期是否能让大型药企拿出真金白银来引进和使用，以及长期药物分子是否有优秀的临床表现并获批上市。
但持久的公司仍然需要一个平台来作为基底。这似乎是个悖论，历史告诉我们，解决这个悖论的方法就是像Bob Swanson在创建基因泰克时所做的那样——专注于产品，并建立一个支持这些产品的平台，不要为了平台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平台上。
一位在波士顿的CGT领域创业者认为：“CGT还是广泛关注热点，但平台型公司受整个环境影响——生产端和应用端都处在下行趋势中，就更考验平台公司能否在生产端和应用端能支持概念验证，或者在早期有营收。目前好像投资人对平台型公司有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历来就有，只是目前环境下，把‘未来期许’变成了‘现实要求’。
国内CGT水温如何？
CGT作为新兴领域，国内外公司差距较小。就解决科学问题而言，中国具有核心底层技术的公司，甚至在一些底层技术领先于美国同行。因此国内CGT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强竞争力，但要面临缺少对标公司的无人之境，或行业先驱突然刹车甚至翻车对公司带来的影响。
“今年我感受国内对CGT的热情有所下降，不再追逐概念。大家真正开始考虑市场和商业价值整体市场空间的问题，毕竟已经获批的药物要么不好卖，要么就价格低。”生物医药投资人夏玉坤表示。
“整个Biotech投资降温，不能光讲概念，需要有确定性。所以要把有价值的产品做出来，之前光讲概念的CGT平台不行了。”有另一位投资人总结今年国内的CGT情况。
尽管如此，今年国内CGT行业融资未就此熄火。截至Q3，国内CGT领域有超50家企业获得累计近90亿元的投融资。其中获得逾亿元人民币融资额的CGT公司（不含CDMO等）超过24家。
纵观获得大额融资的公司，大都是管线进度和积极临床数据展现了公司的确定性，为市场输送了对CGT的期望和信心。
例如本导基因，其提交的BD111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在7月获美国FDA批准，该药适应症为Ⅰ型单纯疱疹病毒性基质型角膜炎，是全球首个FDA批准的CRISPR抗病毒孤儿药，也是继Editas与Intellia的体内基因编辑治疗管线之后全球第3个进入IND和临床阶段的体内基因编辑治疗候选药物。
沙砾生物的在研管线中，第一代TIL产品即将进入关键性二期临床，第二代基因编辑型TIL产品已在中国获批临床，另有下一代基因编辑型TIL产品正处于早期研发阶段。
亘喜生物在今年ASCO期间公布了一项评估旗下BCMA/CD19双靶点自体FasTCAR-T疗法GC012F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多中心临床研究的长期随访数据，展示了其深入且持久的疗效。且其FasTCAR次日生产自体CAR-T平台，只需22-36个小时就能完成生产。
更有今年6月，驯鹿生物的BCMA CAR-T疗法伊基奥仑赛注射液上市，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成人患者，而早先这一产品获批临床进度并不靠前，能够实现临床进度后来居上，得益于卓越的执行能力。
中国基于风险和分层的双轨制监管模式，助力了CGT行业的蓬勃发展，也必然在前沿领域继续支持中国的创新药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中国CGT疗法的临床试验数量增长快速。2015到2020年间，累计开展了约250项CGT临床试验，已成为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地区，年复合增长率超过60%，位列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正在开展的CGT临床试验约100项，涉及公司约80家。
借用此前艾凯生物CEO贺智勇的访谈，再次总结当下情景：“先行者趟平了一些道路，提示了我们在这一赛道进行产品开发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和可能的风险点。作为行业的后浪，我们敬畏先驱给我们的警示，并走出中国Biotech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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