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的重建工作便提上议事日程，到一年后的今天，重建工作仍在继续，而且会持续许多年。因为像抚平地震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重树生活信心这一类“人的工作”从来都不是立即见效的，它需要长期的努力。
其实，当下中国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于近二十年的急功近利，大学受伤的程度也很深。社会流行语中“大学不像大学”一句刺伤了不少正直的大学师生的自尊。要重建大学的自尊，重树学问的尊严，在外在的救赎没有出现之前，自我救赎就是唯一的途径。
重建中国大学的道德是大学自我救赎的方式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的道德重建所要建设的是常态下的道德，它与SARS期间和抗震救灾等非常态的道德要求有相当大的区别。另外，道德建设永远离不开体制支撑，它需要与大学的体制创新同步进行。
依笔者管见，当下中国大学最需要重建或者树立的新道德，摭其大者，凡以下三种。
其一，宽容。宽容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常态社会所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九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秉承的即是宽容的精神，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思想自由”。彼时的北大之所以千姿百态，有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也有刘师培、辜鸿铭等文化保守派;学生之所以万世流芳，有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学生领袖，也有书生气十足的历史学家顾颉刚、范文澜，就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宽容精神为基础的氛围中，受此氛围熏陶的结果。
当然，讲宽容并不是要一团和气。因为有了宽容，才会有批评。没有宽容自然也有批评，但那种批评是私下、背后的，是指责、是谩骂，甚至是无中生有。宽容下的批评，才是正常的批评，它的特点是批评中有理性存在。理性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是对事而不对人的。学术只有在理性批评的存在下，才可能发展正常。同理，社会存在理性的批评，才具备现代性。
其二，敬畏。古代中国教育的“师道尊严”，今日中国大学早已不复得见。“师道尊严”走向极端，教师自造威严，惟我独尊并不是好事。但像当下中国走向另一极端，即学生对老师毫无尊敬感，视若知识的扩音器，甚或变相利用，同样不可取。而后者恰是缺少敬畏之心的表现。
当下中国大学的学风中，缺乏对学问的起码的敬畏是一大问题。对学问不存敬畏的情况不一，有的是因为本身没学问，故不懂学问之意义和价值，从而以无畏的方式管理;有的是把学术当谋生或升迁的工具，误将“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终极结果，当成目的和追求的目标。
对学问缺乏敬畏，自然不会用心，其所做学问仅与生存有关，却与生命无关。团体为生存计，自然是关心形式而忽视内容，故才有教育不断地追求GDP;个人为生存计，则要用项目、职称、学位和众多的头衔来“文”装自己，不顾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危险，让自己变得丰满起来。然而，大学终究是文明的场所、学术的殿堂，不尊重学问，其实是不尊重大学本身。
其三，谦让。要问我，当下中国大学最缺的是什么?我会说是谦让。现如今大学中什么都要自己报名，什么都要评奖，申报项目、课题自不必说，就是校内、院内的科研奖、教学奖和学生的奖学金评定都要自己报名，甚至连师生向领导提建议也要自己报名，并且评奖。这种情形下，谦让成了非常稀罕，也非常高尚的品德。
如果从近代算起，中国人讲“竞存”(严复语)已经一百多年，从改革开放算起，讲竞争也有三十年。但诚如《天演论》的原作者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言，自然界讲优胜劣汰的竞争，而人类社会需要道德，讲求互助。
其实，竞争的道德中本身就含有谦让。如果研究能力不行、学问不够，就应该主动谦让。这是所谓自知之明。
没有谦让，就没有从容，没有从容自然就缺乏优雅。大学缺少优雅，学者缺少优游，作为教育人的场所，大学还有什么超越的可能，还有多少存在的理由?
向一年前汶川地震的遇难者致哀!向生命的尊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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