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中国学者进入冷泉港学习的大门
众所周知，詹姆斯·沃森作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在生命科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然而，这位杰出科学家在科学管理与传播方面同样具有非凡才能，而他是怎样推进生命科学发展的，又如何尽可能提高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却鲜有人知。
上世纪60年代，沃森入主冷泉港实验室时，冷泉港处于很不景气的状态，财政极为紧张。沃森上任后，利用自己在科学界卓越的影响力、崇高的地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多方筹款，使冷泉港实验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接受捐款最多的私立研究机构之一。当冷泉港在经济上得到充分保证后，沃森重新规划了冷泉港的研究目标。经过多年演化，目前冷泉港实验室关于生命的研究形成了四大重点：癌症研究、神经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植物生物学。
在任期间，沃森不断提升冷泉港历史悠久的会议及培训班数量和质量，凝聚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来冷泉港工作，慕名而来的科学家络绎不绝，并由此成功打造出冷泉港会议的高水平和高质量。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沃森大刀阔斧地创建了冷泉港适合不同层级的教育项目。有以沃森名字命名的“沃森生物科学研究生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少数精英学生提供富于创新的博士教育项目;培训大学生的“大学生研究项目”，面向中学生的“未来合作伙伴项目”，以及针对小学生的“自然研究”夏令营。
此外，沃森还在冷泉港开办了“多兰DNA学习中心”，为理科教师、学生和美国其他团体提供实验室场地。沃森还充分认识到书刊在传播最新概念方面的重要性，因而冷泉港出版社应运而生。该出版社出版5种学术期刊、多种实验室手册和大量书籍，包括分子生物学的“圣经”——《分子克隆手册》。
另外，冷泉港实验室还有设在栗欧德港的班伯里生命科学高峰会议中心，位于伍德伯里附近的癌症基因组研究中心。
所有这些无不凝结着沃森的心血。在沃森将冷泉港实验室主任位置交付给其继任者时，实验室已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小机构脱胎成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教育中心。
沃森最早同中国结缘是在英国剑桥大学。上世纪50年代，他在剑桥认识了一位中国生物化学家。笔者推测，此人应是胰岛素合成的领袖人物王应睐。
上世纪80年代，沃森第一次访华。那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整个行程从北京——合肥——上海——桂林——香港，唯有上海一站令他印象颇为深刻且愉快。他记得，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遇到了在剑桥的老朋友。这位朋友的住所虽然狭小简陋，但沃森在这里度过了访华最愉快的时光。他们在一张小桌上以画分子结构来对话。沃森由此对中国科学产生了巨大信心。
当他对中国的科学状况有了了解之后，他认为提高中国科研水平最好最快的办法是让中国科技工作者直接去国外接受培训。不久，沃森便开始邀请中国学者去冷泉港学习、接受培训或参加会议，还为此落实费用。
1982年1月29日，沃森曾写信给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Hummel，信中表示将从上海邀请约45名学者。此后，中国学者开始陆续正式进入冷泉港，有些学者直接接受沃森的指导。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载平便是其中一位。
每当冷泉港有空余位子时，沃森就直接写信邀请中国学者。当发现有天赋的中国学者时，他时常主动留心冷泉港内是否有合适的实验室可供其发挥。此外，沃森还多次给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复旦大学寄去冷泉港出版的最新书籍。
沃森第二次访华是在2006年，应中科院院士、时任中科院基因组所所长杨焕民之邀，参观了北京基因组所、北方基因中心、清华、北大、西安交大、浙大、杭州沃森基因研究所、上海交大等科研机构。凡他所到之处，师生谈笑风生，兴趣盎然。他说，中国在科学上的进展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特别是上海交大教授、中科院院士贺林领导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遗传学研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该所走廊里详细阅读了科研成果海报，频繁提问，并同学生愉快地交流。此外，他对杨焕民领导的基因组学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
近年来，清华大学教授罗永章在抗癌药物研发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也引起了沃森的高度关注。他点名邀请罗永章赴冷泉港参加素有生命科学“戴维营”之称的冷泉港班伯里高峰会。为此，他直接写信给美国驻华大使馆，请他们尽快协助罗永章取得赴美签证，并提前告知笔者与罗永章见面，并参观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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