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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38%的文章都是开放获取的，但主要由作者个人支付相关的文章处理费（APC）。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国促成机构层面的开放获取合作。”近日，约翰·威立公司全球学术出版高级副总裁丽兹·弗格森（Liz Ferguson）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弗格森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2003年加入威立，目前领导威立的期刊出版战略，负责管理近2000种期刊的团队，与合作伙伴合作制定开放获取战略和更广泛的开放研究工作，并实施新的编辑工作流程操作标准，包括研究诚信和出版道德。
当前开放科学发展面临哪些障碍？威立如何维护科研诚信？与中国科研机构有哪些合作？近日《中国科学报》就这些问题对话弗格森。
Liz Ferguson。威立供图
开放获取，最难的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中国科学报》：威立开放获取期刊发展现状如何？
弗格森：今天威立有近600种金色开放获取期刊，超过总出版期刊数量的30%，同时有超过95%的期刊接受开放获取文章投稿。在威立发表的全部文章中，开放获取文章的占比在过去三年中每年都在显著增长。
《中国科学报》：威立的开放获取历程中，最大的里程碑是什么？
弗格森：2019年与德国Projekt DEAL（代表德国近700家学术科研机构）签署的开放获取转换协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过去5年，我们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包括让来自DEAL相关机构超过3.6万名作者通过开放获取形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使得德国在金色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比例增长了130%；现在威立出版的德国作者的文章大约98%都是开放获取的。
这个协议加速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获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我们与英国、澳大利亚等达成了大规模的国家协议。目前，在全球已经签署了80多项开放获取转化协议，为来自2500多家机构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发表开放获取文章的机会，这些转换协议已经让数万篇文章以开放获取模式发表。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当前开放获取进程所面临的障碍？
弗格森：对出版商来说，最难的是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比如不同的国家想要以不同的（开放获取）速度前进，不同的资助者有不同的政策。我们试图让自己站在他们的立场，努力满足所有需求。所以，我们为那些想要走上开放获取路线的合作者提供订阅和混合出版两种不同模式，以便他们可以选择最适合的。
对于一本高影响因子期刊来说，转型往往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开放获取的环境中，如何通过发表少量文章运营一本期刊，在经济上看这种转变可能会很复杂。对此，转换协议给高影响力期刊和其他更广泛的期刊提供了缓冲时间，可以让开放获取更加有效和可持续。
另外，对一些作者来说，APC可能是实现开放获取的一个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思考创新性的出路。比如我们会与一些资助机构签订转换协议，这样作者的困境就会得到解决。在全球层面，我们的一些期刊接收开放获取文章时会提供折扣，这意味着一些经济水平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作者有权获得免费或优惠的开放获取服务。
《中国科学报》：威立对于下一步的开放获取有何期待？
弗格森：开放获取出版能促进科学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的交流与传播，帮助作者提升曝光度和影响力，为读者消除阅读文章的障碍。下一步，我们期待开放获取文章的数量能够达到总发表文章数量的50%，这对我们将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
科研诚信，需共同行为应对“滥用行为”
《中国科学报》：威立如何维护科研诚信？
弗格森：科研诚信问题仍然是出版行业普遍面对的挑战，比如数据操纵、图像操纵、引用操纵、同行评审操纵等不端行为形式多样，论文工厂和更加复杂的欺诈手段愈发猖獗。我们会坚持行业标准，遵循最佳处理规范，如果是在发表后发现可疑行为，我们会及时展开调查并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出版行业需要与资助者和资助机构共同行动，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研究诚信挑战。
《中国科学报》：威立如何用好诸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双刃剑”，防范由此出现的诚信问题？
弗格森：当涉及到作者身份时，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和其他基于大型语言模型工具，不能被认为有能力撰写一项原创研究。作者对其工作中信息的准确性负有全部责任，必须在方法或致谢部分透明而详细地披露和描述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况。
学术出版的核心是提高研究人员之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推动学术出版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亚于从实体期刊向网络出版的转变。但其安全性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法律框架需要跟上技术的发展。如果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并在效率与人类创造力之间找到平衡，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像互联网一样，成为未来学术出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中国合作，期待伙伴关系更加成功
《中国科学报》：你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何印象？
弗格森：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多年前，这20年里中国发展的步伐是惊人的、不可复制的，而中国的科研发展速度甚至更快。
中国是威立最重要的合作国家之一，我们做过相关的统计，中国科学家在过去10到20年发表的研究数量不断上升，现在威立每年会发表的论文中有超过6万篇来自中国，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研究质量的提升，中国科学家在威立发表的近70%的论文刊登在我们排行前四分之一的期刊。
《中国科学报》：请就威立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做个介绍。
弗格森：我们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合作创办了近百种期刊，这些期刊涵盖信息、能源、材料、医学等各个领域，包括诸如InfoMat、SusMat、Carbon Energy、Cancer Communication等高影响力的合作期刊，其中多种期刊获得了首个影响因子超过20的优秀成绩，这非常难得。
通过威立国际化和专业的平台，一方面，我们帮助中国科研机构吸纳来自全球的投稿，提升这些期刊在世界范围内的科研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的合作期刊也在积极帮助中国作者增加国际曝光度，提升论文产出。
《中国科学报》：你对未来与中国的合作有何期待？
弗格森：我们希望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加成功，在合适的地方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目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38%的文章都是开放获取的，但主要由作者个人支付相关的APC。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国促成机构层面的开放获取合作。
未来期刊，发展潜力令人兴奋
《中国科学报》：目前全世界正在出版发行的期刊有12万种 ，每年仍有成千上万个新期刊诞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新刊？
弗格森：我认为答案在科学界。我们创办的大多数期刊，包括目前在中国合作创办的期刊，都是由科学界推动的，科学家觉得需要一本代表某个新兴科研领域的期刊。或许，科学家喜欢了解那些与他们拥有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想法的人，与他们在一起发表论文、交流思想、建立网络，从而对世界产生影响。
《中国科学报》：如何提升新刊的影响力？
弗格森：当一本新刊发行时，吸引好的论文显然是它们普遍的愿望，即使是在开放获取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任何东西，也是如此。
同时，一本新刊也需要通过它提供服务的质量和对待社区作者的方式来建立声誉，这与编辑有很大关系，所以与好的出版商合作并付之以信任是第二个因素。
《中国科学报》：越来越多的期刊会给读者带来选择困难吗？
弗格森：我认为这是出版商必须做好的地方，确保我们有完善的元数据系统，并确保相关的研究可以在网络上被发现。。因此，只要我们建立好元数据标准，只要研究人员准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人们就能很容易找到他们需要的研究，无论它在哪里。
《中国科学报》：如此一来，期刊是否会被数据库或其他形式的科学传播方式所取代？
弗格森：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研究人员去图书馆，很多期刊的印刷品都消失了。科学传播世界的变化是如此之快，比如，预印本服务器的发展就很有趣，未来也许并非所有的研究最终都会发表在期刊上，但它们仍然在那里，可以阅读、分享和查看。
我们正在积极地减少期刊组合中的印刷品，把一些新期刊的论文发布到网络上，这些期刊是完全电子版。研究人员对那些新的、令人兴奋的平台有着天生的兴趣，这些平台非常快节奏，可以帮助快速扭转一些领域的研究。
不过，目前仍有两个重要的地方可能会促使研究人员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式，科学家喜欢将他们的研究方法、成果等以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方法进行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它仍然被许多机构和资助者用作评估科研进步、奖励等的重要手段。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当前新旧两种科学传播方式之间的共存与竞争？
弗格森：竞争是很好的，它总是驱使每一方取得更好的成就，这对研究社区也很重要。很多存在了很久的期刊都建立了很好的品牌声誉，对它们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期刊背后的编辑团队经验可能是新的平台所需要借鉴的。将来，可能会有一天，预印本服务器等平台可以就某些研究进行通信交流，从而让研究者停止访问期刊。
出版行业如此巨大的发展潜力令人兴奋。就像20多年前我的职业生涯刚开始时一样，每个月我们会发行一次一份杂志的印刷版，月月如此，如果这个行业没有任何变化，那会非常无聊。
《中国科学报》：未来的科学传播平台会是怎样的？是否会打破现有期刊的边界？
弗格森：我想人们依然会组织和参与兴趣小组，就像喜欢骑行的人，会加入到骑行群，生态学家仍然会和其他生态学家一起发表文章，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会如此，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永远不会真正消失。所以，我认为期刊会根据环境而发展和变化，但仍会以一种能够满足社区聚合需求的方式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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