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认为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CUSBEA学子也成长为非常优秀的学者。那么，当年这些优秀的学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呢？今天，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回顾这段经历。”近日，作为CUSBEA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顾孝诚讲述了曾经参与的CUSBEA项目中的人和事。
2007年7月21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25周年庆祝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Richard Gumport教授和夫人非常希望能参加，虽然因Gumport教授生病住院而未能成行，但夫妇俩还是在当天清晨通过电子邮件致信顾孝诚，请她宣读他们的回忆和祝福：
“非常遗憾我们不能出席这次盛大的CUSBEA纪念活动。自从1984年我们第一次去中国面试CUSBEA学生以来，我们一直想了解你们每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两方面的进步。总的看来，CUSBEA项目显然大获成功，但这样笼统的评价会掩盖你们每个人的贡献。在过去这些年里，常常有年轻的中国学者走近我们，问我们是否还记得他们。说实话，我们一般是记不得了，因为时光飞逝如电，我们面试了太多的学生。但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重新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成就、你们的家庭和你们的种种冒险经历。给我们写信吧！”
日前，顾孝诚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回顾了当年在地球的两端为CUSBEA项目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包括北京大学的叶宁女士和参加面试的几位美国教授和他们的夫人。顾孝诚说：“我想念并感谢他们。”
CUSBEA北京“首席执行官”
1981年3月24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吴瑞和助理教授戴碧瑾联名致信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提出设立CUSBEA项目、选拔优秀的中国本科毕业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间，两人又联络50多所美国大学，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CUSBEA项目，40多所大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1981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向严济慈介绍了吴瑞的初衷；1981年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请吴瑞到北京商谈，7月1日，教育部将执行CUSBEA项目的责任委托给北京大学校长、生物化学家张龙翔教授，并决定该项目是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计划的一部分。
而这时，北京大学生物系副主任的顾孝诚教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1981年初夏的一天，骑着自行车的张龙翔校长在北大的校园里碰见我，跳下车来，兴奋地对我说，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请他做CUSBEA项目中方协调人，他正在寻找一位帮手，问我是否愿意。尽管我什么也不知道，但还是一口答应：‘好吧，跟你干。’我就是这样与CUSBEA产生的联系。”顾孝诚说。
种种的因缘际会，顾孝诚成为CUSBEA项目在北京的“首席执行官”。
这是国家的需要
当吴瑞在美国忙碌时，顾孝诚则在地球这一端忙碌。
“CUSBEA只是我的副业，为了这事我可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今天我也并不以此为荣，因为这是为国家做点事，我也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值得的。”顾孝诚说。
电报是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每年3月28日前后，当美国大学决定录取某位CUSBEA学生时，就会通过电报通知张龙翔或顾孝诚。有时一位学生会被两个以上大学录取，但也有学生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为了保证每位学生都能被录取，CUSBEA委员会会对这种情况作适当调整，甚至启动第二轮申请和录取。
“那个时候北京大学还没有传真机，为了发个传真，我要跑到复兴路的电报大楼，而且中美有12小时的时差，我必须晚上过去，保证他们早晨上班收到传真。反正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件事。好多年后北京大学才有了一台传真机。”顾孝诚说。
顾孝诚还要到北京机场接送面试的美国教授。美国教授的飞机都是晚上到，而且那时的国际航班没有不晚点的，只要我在，顾孝诚都去接送他们，也因此和这些教授成为终生朋友。
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任务呢？“因为我深知‘文化大革命’10年对高等教育的破坏有多大!我深知！那时候说了好多年的四化，可是‘文革’10年不但没有实现四化，而且还更加倒退了。那时候你只要是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你就愿意让你的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顾孝诚说：“你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活儿，我觉得很简单，这是我们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北京大学就是应该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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