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目标任务虽各有侧重，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是一致的，互相之间紧密联系，需统筹推进。从污染防治攻坚战来看，打好这一战役，将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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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理解和把握三大攻坚战的关系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将为污染防治攻坚提供有力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是通过细致排查影响国家安全和民生安全的各种显性与隐性因素，确保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确保社会稳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社会稳定和民生安全是污染防治攻坚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把各方力量和智慧凝聚到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事业中。同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较大的资金需求，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加大全社会环保投资；另一方面，要防范生态环保领域债务风险。通过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将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参与的热情，也拓宽了污染防治的投融资渠道。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将为污染防治攻坚提供持续动力。一直以来，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匮乏，我国贫困地区呈现出封闭型和低层次发展模式，经济与生态环保协调发展矛盾突出。精准脱贫攻坚战通过大力推进贫困地区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及饮用水、厕所等环保设施建设，在着力提升贫困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将大力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精准脱贫攻坚战通过易地搬迁、生态产业调整、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等工程措施，能够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提供有力支撑。污染防治攻坚通过中央环保督察等铁腕重拳，有效遏制违法违规生产现象，治理突出环境问题，内化经济活动的环境成

　　本，有效改善了相关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状况，营造了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向资本市场发出明确信号，引导资金更多投资于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有效化解和防控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高债务杠杆率的金融风险，从而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宏观经济整体发展。对贫困地区来说，通过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退耕还林等作为突破口和“牛鼻子”，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贫困地区污染问题，保障贫困地区优质生态产品持续供给；另一方面，借助于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可为贫困地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实现“点绿成金”。

　　污染防治攻坚在三大攻坚战中面临的挑战

　　去产能引发的市场风险可能影响污染防治攻坚的进度。由于国内外市场环境的短期波动变化，可能会造成某些过剩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出现波动的现象，导致地方政府处置过剩产能时的错误判断及实施动力的弱化，进而对去产能工作造成延误或阻碍。

　　落后产能区域转移可能增加污染防治攻坚的难度。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一、梯度差异鲜明，生态环保意识、生态环保投入及治理水平存在差异。比如，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生态环境压力持续缓解，环境质量相对领先；但中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之环境监管力度较弱，承接了大量东部地区相对落后产业，加剧了当地的环境压力，这是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的重要挑战。

　　环境治理基础薄弱可能降低污染防治攻坚推进的速度。贫困地区财政收入低，经济实力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治理能力普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例如，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农村生活污水能够有效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低于20%，严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与下游地区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存在巨大差异。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建议

　　注重利用金融手段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政府与银行业的信息共享，严格控制对产能过剩的国企、地方融资平台和不达标企业投放信贷规模，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财务风险。加大违反规定向产能过剩行业提供授信行为的惩治力度，引导信贷资源投向低能耗等绿色信贷领域。除了传统的信贷优惠和财政补贴外，积极利用绿色金融手段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建立绿色信用评价机制，健全信贷风险评估机制，切实加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重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灰犀牛”。各地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特别是整治“散乱污”企业时，要注重健全和完善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债务问题，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做好“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的保障工作。要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通过实施差别化水电气热价格等方式，提高“散乱污”企业运营成本，逐步实现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目标。

　　注重防范化解生态环保PPP风险。着力加强生态环保投资PPP项目的监管，明确PPP规范运作的底线，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大不合规PPP项目清理力度，解决地方借PPP变相举债融资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创新管理模式，建立动态可调整的投资回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降低项目成本，提高项目收益。通过合理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运营年限，确保政府补贴适度，促进PPP规范健康发展，增强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保PPP热情。

　　注重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治理协同并举。基于贫困地区资源生态环境，采用差异化的扶贫模式，统筹推进生态环保和扶贫工作。对于自然资源缺乏、生态脆弱、无法靠自身发展解决地区贫困问题的，要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通过教育移民、易地移民或生态转移支付等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对于有水、矿产、生物等资源禀赋，但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贫困的，要进行自然资产确权，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通道，使自然资产转换成老百姓的收益，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注重发挥生态环保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建立完善发展与环保双约束的绩效评估考核制度，强化“党政同责”，加强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追究。通过多途径、多形式积极向贫困地区群众宣传并解释贫困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