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若在聘期流出，则取消称号和经费支持，更严厉的措施来了。
12月27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教育部将支持西部高校设立“西部振兴人才岗”，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高校的高层次人才，聘期之内如果流出西部，要取消相应的称号和经费支持等新政策。
不久之前，青海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知，决定对出现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39人给予撤销“昆仑英才”人才称号、追回科研项目经费、追回奖金、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理。
其中，有24人被撤销称号的原因是“擅自变更工作单位”，涵盖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多个单位，时间上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
无独有偶，大连市科学技术局也曾于上个月发布通知，公示了一则因项目承担人离职而终止的杰青项目，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过去，虽然也有学者被取消人才称号的情况，但多数是针对审核不达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的惩罚。而“帽子”只和学者个人绑定，在某地获得人才称号之后，即使高薪挖走，人才称号通常不会取消，也不会被视为“科研失信”。
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彻底改变。人才帽子越来越多地和工作单位形成“强绑定”，学者在聘期内离职或跳槽，更多地将被视为和学术不端一样严重的恶性行为。
孔雀可以东南飞，但“帽子”要留下，新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人才计划，曾是“大功臣”
中国人才计划的开端，始于90年代。
当时国内各类高层次人才紧缺，科研工作者的薪酬待遇也相对较低，“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甚至成了一时的风气。
“脑体倒挂”的普遍存在，既打击着国内科研人才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散落各国的海外人才回流，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在90年代，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实行一系列人才资助计划。
1994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推出我国首个海外科技人才引进计划——“百人计划”，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设立专项资金，以每人200万元的资助力度，计划从国外吸引并培养百余名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
而后，针对本土科技人才的资助项目也相继上马，如中组部的“万人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杰青”项目等，国内优秀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也大大改善。
2006 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设立人才计划成为了各省市地方、各高校落实决议的具体抓手，各类人才计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
总体来看，我国的各类人才计划是卓有成效的。
一方面，大量海外人才的回流，带回了我国建设急需的各方面丰富的科技前沿知识，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各层次的人才计划层层加码，也让本土科研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充分释放了我国的科研活力。
但与此同时，由于各类人才计划在创设之初就与薪酬等待遇直接挂钩，因此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时至今日，各类人才计划所带来的“头衔”、“帽子”，其性质已经与我们想象中的相去甚远。
▎“帽子”漫天飞，带来大问题
根本而言，人才帽子的最大“原罪”，就是破坏了应有的学术生态。
一方面，各级人才计划种类繁多，评价体系却过于单一。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小部分人虹吸了大量科研资源，项目和资金难以得到合理有效的分配。
有的人率先做出成果，便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拿到手软;而有的人却一步慢步步慢，拿不到帽子，后续的项目和资金都是空谈，一直原地踏步，冷板凳坐穿。
由于资源有限且过度集中在“大帽子”身上，能够匀给“青椒”们的份额更是少的可怜。
刚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薪酬待遇普遍不容乐观，如若不能数着帽子找到一棵“大树”底下乘凉，便只能自求多福，跟在队伍后面拾点汤汤水水，慢慢打怪升级了。
另一方面，由于人才称号与各级政府、高校的评价体系直接挂钩，“唯帽子论”大行其道，人才队伍建设发展的好不好，只看大帽子多不多。
因此，导致了很多单位人才引进只数“帽子”，进一步加剧了人才资源的无序市场流动。
“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原校长王利民多年前的这声控诉，如今已是家喻户晓。
年复一年的“挖人大战”，几乎掏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家底。不少原本尚有优势的学科，甚至不乏学科带头人领着整个团队流失走的情况，从此彻底一蹶不振。
而挖人成功的高校也不一定是最终赢家，在“价高者得”的逻辑下，买家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永远都会有下一个出价更高的“金锄头”，站在墙角处虎视眈眈。
这其中共同反应的根本问题是：一方面，高校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分配管理制度，尚保留着许多相当原始的丛林法则;另一方面，中国科研界长期以来都缺乏一套完善的、符合科研发展规律的人才评价方式。如果放任“唯帽子”、“唯论文”的弊病进一步发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很可能演变成为现实。
这也是中国科技界亟需解决的燃眉之急。
▎扭转“唯帽子”论
人才评价方面，近几年，国家已经进行了许多有效的政策探索。
2020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高校人才称号的若干意见》，要求正确理解各类人才称号的内涵：人才项目是对人才阶段性成果的肯定，而非“永久牌”标签。
《意见》强调，不将高层次人才等同于人才称号获得者，不把人才称号作为评价人才、配置学术资源的唯一依据，不单纯以人才称号获得者数量评价人才队伍建设成效。
与此同时，“代表作制度”和“同行评审”制度的重要性不断被强化，用学术去评价学术，用学术去定义成果，以实绩“论英雄”，正在成为主流评价标准。
2020年12月底，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在高校教师职称评选中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更注重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同时，进一步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健全完善外部专家评审制度，探索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独立评价。
而在这套评价体系之上，还将进一步完善高校的分配管理制度。
2021年初，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切实保障高校教师待遇，推进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并将优化完善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坚决杜绝违规引进人才，未经人才计划主管部门同意，在支持周期内离开相关单位和岗位的，取消人才称号及相应支持。
此外，各类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也正在更多的向青年科研工作者倾斜。
今年8月份，科技部就明确表示，将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组织实施中，全面实施青年科学家项目，进一步扩大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持范围和力度，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
中科院在“十四五”期间，各个研究所新聘的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原则上40岁以下的人员不低于50%，同时争取将院内50%以上的相关基础研究项目用于支持3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
广东、天津等多个省市也发文要求，在基础研究经费和待遇方面，强化对优秀青年人才的支持。
随着评价标准和分配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能够得到更好的激发，“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也将失去制度土壤。
随着“破五唯”的持续深化、成效凸显，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逻辑正迎来全盘革新。一部分高校“帽子多，等于人才多;人才多，等于发展快”的旧有逻辑，也是时候变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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