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8年来减少一半。对此，有专家建议在全省辟建国家级“非转基因生态保护区”，保护本土大豆的净土不被污染。
巴彦县曾经是黑龙江省的大豆重点产区，10年前，全县大豆种植面积达到130万亩，而现在仅存24万亩。在本土大豆节节败退的背后，是大量转基因大豆的进口。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粮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词。特别是黑龙江省代表提出的“洋大豆”物种入侵可能会造成生态污染、改变物种间竞争关系、使生态平衡被打破的提案建议，更是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建立生物安全长城、辟建国家级“非转基因生态保护区”，让大豆的净土不被污染，这一话题再次搬到了桌面上。
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早市上，料峭的寒风挡不住买菜的市民。购买油条的人们在一个简易的早点铺前排起了长队。早点铺上面的条幅很惹眼：“纯正‘九三’非转基因豆油，一次性使用，如假认罚1万元”。
“九三”是黑龙江省一个农垦分局的名称，一家大型榨油企业因坐落在这里而注册了“九三”商标。多年来，这家企业一直生产非转基因大豆油。炸油条的杨师傅长年使用“九三”豆油，虽然他不了解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有啥区别，但他知道用这个“金字招牌”能招揽来更多生意。
在黑龙江省，当地人喜食“九三”牌豆油和色拉油，黑土地上出产的“九三”豆油几乎成了健康油的代名词。大到大型超市，小到粮油食品店，“九三”豆油都会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我们就吃非转基因豆油，很多年了，吃着放心。”一对购买豆油的夫妇直接来到某品牌的非转基因豆油专区，拿了一桶豆油放在推车上。这对夫妇告诉记者，他们确信本土生产的天然大豆油是最安全的。
家乐福超市乐松店的某品牌食用油销售人员说，一直以来，非转基因豆油比转基因豆油卖得好。有些消费者虽然不懂两者之间的区别，但常常是拎一桶本土大豆油就走。像她负责的大豆油区域，只有两种转基因豆油，也不是作为主打产品销售。
尽管如此，“九三”这家我国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企业却一直做着“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据了解，近年来，黑龙江省作为非转基因大豆主产区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以“九三”为例，这家企业年加工大豆能力达到500万吨，但如今年加工量却不足100万吨。
“九三”集团副总经理杨宝龙说，加工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生产就赔钱，同时也面临无豆可榨的尴尬。与加工进口大豆相比，加工1吨国产大豆要增加300元成本。
“企业从农民手中收购大豆，仅给大豆称重、化验、倒运这几项，1吨就要增加成本80元，而进口大豆到港后几乎不增加成本。”杨宝龙说，加工国产大豆越多就亏损越多。
黑龙江省龙江福粮油公司也是少数能够维持开工的企业之一。公司董事长宋胜斌说，他们企业也只是间歇性地开工，“高价收购本地产大豆会赔钱，但低价又收不到豆料。”
在哈尔滨平房经济开发区，聚集着10多家大豆压榨企业，大多数处在停工待产中。
据黑龙江省大豆协会统计，全省油脂加工企业日加工能力200吨以上的有88家，年加工产能在1450万吨左右。但目前9成以上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企业都已停产，实际加工量只有200万吨左右。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企业已经到了“集体倒闭”的边缘。
专家分析，与沿海大豆加工企业相比，“九三”、“龙江福”等地方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即便同样加工进口转基因大豆，“九三”等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也有明显劣势。同样购买1吨大豆，跨国公司成本要比中国企业低5%以上，相当于每吨大豆成本低200元以上。
榨油企业日子不好过， 种大豆的农民也同样无奈。
黑龙江省巴彦县西集镇一位王姓种粮户很有感慨：“我家里50多亩地，有两三年不种大豆了。”据他介绍，2008年村里有2/3的地都种大豆，2009年只有一半地还在种，到2011年就全改种玉米了。
巴彦县有344万亩耕地，曾经是黑龙江省的大豆重点产区。10年前，全县大豆种植面积达到130万亩，而现在仅存24万亩，“大豆之乡”也难见大豆了。
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克山县也是传统大豆种植区，近年大豆种植面积也在锐减。在1997年~2007年的10年间，克山县的大豆一直维持在240万亩，但目前已经下降到150万亩了。
谈及弃种大豆的原因，很多农民都认为种大豆的比较效益太低了。他们有一个对比账：种1亩玉米成本为400多元，按亩产1500斤、每斤0.8元算，1亩挣800元;种1亩大豆成本300多元，按亩产300斤、每斤2.2元算，1亩挣不到300元。
谭志娟是黑龙江省讷河市的农业推广技术员，30年来，她见证了大豆产业的兴衰成败。在全国“两会”上，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交《关于请求国家对黑龙江省非转基因大豆产业发展给予支持》的建议。她认为，我国的大豆产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谭志娟告诉记者，作为“肥茬儿”的大豆，可以成为调整种植业轮作的一种作物，涵养这片黑土地。但现在，种植大豆在农民眼中已经变成了“鸡肋”。
早在2005年，大豆产业危机四伏的情况就已初露端倪。在一次全国“两会”上，谭志娟曾大胆预测大豆产业的衰弱。但令她没想到的是时间这么快、情况这样严峻。
数字最有说服力。谭志娟说，作为中国“大豆之乡”的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已从2005年的6323万亩下降到去年的3644万亩，8年间减少了近一半，目前仍呈下降趋势。而与这个现象截然相反的是我国进口大豆不断创出新高。
谭志娟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聊天，问大家是否还种大豆时，听到最多的回答是“不赚钱，我们不种”。
黑龙江省农业部门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全省种植大豆每亩净利润256元，玉米每亩净利润495元，粳稻每亩净利润高达695元，大豆、玉米、粳稻种植效益比为1：1.9：2.7。由于种植收益明显低于玉米和水稻两大粮食作物，豆农种植积极性急剧下降。
近几年，各地的食用油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进口大豆，黑土地上出产的天然大豆逐渐受到冷落，虽然国家也在不断出台保护措施，但是“洋大豆”的攻势依然凌厉。
在黑龙江，几乎所有的压榨企业都是天然大豆加工企业。在转基因大豆面前，有些豆企确实也曾动摇过。
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要维持经营，大豆的收购价格需要维持在每斤1.6元左右，“但是农民认为价格太低，这与预期1.8元左右的国家收储价相差两毛，农民卖豆的积极性不高。”
豆农确实抱着这样的心态。在他们的仓库里，金黄色的大豆堆积如山。许多人不清楚为何漂洋过海的进口大豆那么便宜。一位农民坦言，种豆的成本每斤起码要1.7元。
提起卖豆的事，一位杨姓农民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惜售心理严重，但捂到最后，能否卖到什么价仍然是心里没底。
难能可贵的是，在转基因大豆价格远低于本土大豆价格时，黑龙江豆企仍信守诚规，保存着最后一片天然大豆的净土。但是，即使所有的黑龙江豆企联合起来，也依然难以抵制进口大豆的进攻。
以目前大豆到岸价3400元/吨左右为例，国产大豆每吨收储价为3740元，国产大豆压榨企业在原料成本上就已经高出了几百元。
对于压榨企业而言，榨油后剩下的豆粕也是收入的很大组成部分。以“龙江福”为例，豆油占企业收入的30%，豆粕则占60%多。一般企业加工后的豆粕会就近卖给附近的饲料加工厂。
“实际上，我们的刚性需求在豆粕，因为这直接涉及到家禽的饲料。但现在我国饲料厂60%的产能都集中在外资手里，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产能影响市场、操控价格。”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
目前，转基因豆粕已经深入到黑龙江腹地。王小语估计，黑龙江一半的饲料厂直接使用的是转基因豆粕，“饲料厂只看成本，他们不管豆粕是不是转基因。”
宋胜斌对此深有体会：“饲料厂根据进口转基因豆粕的价格来定价，如果我们卖得高一点，它们就不用我们的豆粕。”
“现在我们加工豆粕，要每吨卖到3000元才够本。而进口豆粕在沿海加工完了到黑龙江最低价是2800元。豆油的价格更低，沿海都跌破每吨7000元了，黑龙江还在坚持7400元以上。这个价卖不动，但是卖低了就亏损。”
事实上，为了挽救濒临死亡的国产豆企，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1月宣布给收购国产大豆的加工企业每吨160元的补贴，以拉平进口大豆与国产大豆的价差，但加工企业必须按照每吨3740元的价格收购国产大豆。
以收购价不低于3740元/吨测算，扣除每吨160元的收购补贴，原料成本为3580元/吨，而加工进口大豆的最低成本仅有3400元/吨。
遗憾的是，加工企业获得补贴政策并没有持续下去，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的实际价差进一步扩大，加工国产大豆的加工企业已无利可图，大部分只能选择停产。
收豆的企业愁，卖豆的农民也愁，根源都指向进口的转基因大豆。
据了解，目前这些“洋大豆”即便远赴重洋来到中国，加上运费，也比黑龙江的大豆要便宜。业内人士分析，如果任由转基因大豆进口，我国4000万大豆种植者和上百万工人将面临失业境地。
据有关专家判断，如果不采取拯救措施，用不了几年，我国本土大豆可能消亡。大豆如果完全依赖进口，将会给我国粮油、饲料、农副产品价格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些言论绝非危言耸听，中国大豆危局已在多方面有所体现，保护迫在眉睫。”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继纯一直在呼吁保护大豆故乡。
对于中国本土大豆面临的危局，李继纯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资料的收集和调研。其中物种的入侵引起了李继纯的注意。他说，从物种保护上看，转基因大豆将对本土大豆种源造成污染，使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改变了物种间的竞争关系。
“国家对非转基因大豆的重视和保护还不到位，限制转基因大豆的措施还不完善。” 李继纯说，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经济合作组织表示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目前我国还是处于警觉层面，还有许多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有的方面还没有以立法、制度规定等形式进行强制保护或限制。
这样的话语多次得到事实上的应验。2011年，黑龙江省出口韩国的混合饲料因为被检出转基因成分而遭到韩国拒绝结算。
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省的主要贸易伙伴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不但要求其进口食品不得含有转基因成分，部分国家甚至要求从我国进口的饲料也是非转基因产品。
更主要的是，“当转基因大豆100%地占领了中国市场、我国大豆产业消亡后，进口大豆还会这么便宜吗?”东北农业大学教授潘文华心存疑问。
事实上，我国大豆产业不仅涉及种植业、加工业，还包括收储、畜牧业、饲料业等行业，在国家食品安全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潘文华认为，在国内刚性需求的背景下，如果本土大豆产业消亡，完全依赖进口大豆，我国粮油、饲料、畜禽、水产养殖业将面临全面威胁，对农副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
在业界看来，虽然针对转基因的安全与否还未有定论，但是对其潜在危害的质疑声甚嚣尘上，而在转基因上表现突出的大豆则备受业界关注。
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副会长刘登高认为，中国大豆是全世界最好的大豆。同时他指出，目前有些学者违反现实，宣扬转基因大豆产量高、品质好，而事实上，转基因大豆只转入了抗草甘膦基因，根本没有高产、高品质的基因转入。
“在中国，由于认识上的混乱，转基因大豆与非转基因大豆鱼目混珠，这是中国大豆丧失话语权、定价权的根源。”刘登高说。
“以前，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豆在外形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现在消费者已经很难直观辨别。” 黑龙江孙吴大豆协会会长刘民表示，目前协会已采取“订单保护”等多种措施力促国产大豆的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本土天然的大豆存在较大的成长空间。南京中商华天总经理张文良说，就当下而言，企业首先要告诉消费者自己的产品是否是转基因食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其次产品上市之前要获得国家的审核。
“我省应抓住机遇，建立天然大豆保护区。”王小语说，转基因大豆有强大的资金和市场公关能力，任由其在市场蔓延不采取措施，黑龙江省很难保证没有农户种植。一旦造成基因污染，将很难恢复。
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何小平提出，黑龙江省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转基因食品安全尚存争议的情况下，应该对其加以防范。他建议在黑龙江省全境辟建国家级“非转基因生态保护区”，“这一方面能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也能给人们选择非转基因食品奠定基础。”
然而，业界酝酿了多年的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建议在2012年被农业部正式否决。
“否决的原因是，我国不允许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不让种转基因农作物，也就没有设立非转基因保护区的必要了。”接近农业部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但让一些业内人士不解的是，湖北等地转基因水稻已经形成规模种植了，从欧盟对中国大米制品转基因限制也能看出来，国内水稻产区基因污染已经开始显现。
“如果不将黑龙江设为非转基因保护区，很难保证不重蹈南方水稻产区的覆辙。”一位业界人士担忧地说。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继纯正式递交了《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保护“迫在眉睫”》的书面建议。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大豆主产区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
他们建议：在黑龙江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确保这块非转基因大豆的净土不被污染;应通过立法保护非转基因大豆种子资源，加大转基因管理条例和3个配套办法的执行力度，采取措施限制转基因大豆及食品在黑龙江省区域内生产、加工和销售;同时，要加大科普力度，给予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在黑龙江省设立非转基因生态保护区，得到了当地政、商、学界人士的一致赞同。
农垦九三管理局局长张桂春认为，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产地保护区，可以打造完整、系统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产业链，将非转基因大豆产品与转基因大豆产品剥离，形成非转基因产品独立的定价体系，提高黑龙江省非转基因大豆市场竞争力，把握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
此外，建立非转基因保护区，还可以通过省内居民消费转化农户手中大豆，实现豆农增收，为自主大豆产业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
王小语表示，对于转基因种植及产品，欧盟、日本等国家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我国也应以科学研究、资源保护项目为切入点，避开WTO贸易争端壁垒，通过大豆种源保护，从保持生物多样性角度立项调研，立法禁止、限制转基因大豆及制品进入黑龙江，建立一个防范进口大豆冲击黑龙江的“防火墙”。
事实上，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也在推动保护区的建设。去年6月，由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命名的“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保护区”在九三管理局落户，这是中国首个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保护区。
但不足的是，这个保护区仅限于九三管理局，并没有覆盖整个黑龙江大豆种植区域。
王小语认为，只要给予国产大豆适度的扶持和发展空间，产学研有效转化，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完全可以降低。
何小平建议，应该结合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研究制定全省非转基因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和地方保护法规。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的态度给处于迷局中的各方吃了一颗定心丸。在今年“两会”上，面对记者“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黑龙江是否会种转基因大豆”的提问，陆昊说，“没有这个意向将黑土地的大豆改成转基因大豆”、“黑龙江政府还是要坚决按照我们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来维护独有的非转基因大豆品牌。”
黑土地上的大豆能否再现辉煌，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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