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排卵的过程中，人们常常面临两种尴尬的结局：卵巢过度刺激（OHSS）和卵巢低反应，以前人们通常通过患者的年龄、基础FSH值、卵巢窦卵泡计数（AFC）、既往促排卵史等等指标来指导促排卵方案的制定，但有时不尽人意。基础FSH随生理周期的波动较大，AFC受超声技术的影响明显，同时超声还不能区分出健康或萎缩的小卵泡。如何寻找一种准确的反映卵巢功能的指标，既不受生理周期、人为因素的影响，又可以准确预测卵巢促排卵中的反应性，防止出现OHSS，使得目标卵子数符合心中的预期，是人们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密钥。

AMH预测卵巢对超促排卵的反应
 
    从1990年捕捉到AMH至今20年来，随着对它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人们惊喜地发现，AMH参与卵泡生长的起始调控及FSH敏感性的阈值形成。影响AMH水平最重要的来源是直径1～2mm的小卵泡上的颗粒细胞，颗粒细胞的凋亡减少AMH的产生，闭锁的小卵泡AMH水平降低。人们可以根据AMH值来评估卵巢的储备，预测卵巢对促排卵药的反应，设计促排卵药的剂量来获得有效卵子数，与AFC有相当一致的趋势。因此，AMH是除了年龄、基础FSH值、AFC、既往促排卵史之外，帮助生殖的医生进行试管婴儿促排卵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个体化的促排卵方案及调整提供可靠依据。年龄作为卵子质量的代言人；AMH可作为获卵数目的代言人。

AMH评估医源性因素所致卵巢储备功能的减退
 
    AMH能更准确地评估并发现卵巢储备的部分损失，甚至卵巢衰竭。对于生育期的女性可以用基础FSH值、AFC、AMH等评估卵巢的储备。因AMH是窦卵泡分泌的，不受性轴周期的影响，可以作为独立指标反映卵巢储备，前瞻性的个体化评估卵巢储备受损的程度。如儿童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成年期AMH水平明显下降，其化疗周期数与AMH水平有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虽然化疗使FSH也有升高，但不如AMH灵敏地觉察到低剂量化疗对卵巢的损伤。除外，AMH还能预测治疗后尚存的卵巢生育力，现有的数据证实AMH比FSH、抑制素更加坚实可靠。

    不仅是对整个化疗方案可以评估卵巢损伤程度，对某一单个化疗药对卵巢的损伤也有评估作用，如烷化剂化疗方案有性腺毒性。年轻淋巴瘤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清楚提示：所有患者AMH都有下降，并且没有AMH恢复的证据；而非烷化剂化疗患者的AMH可恢复接近化疗前水平，这对于我们在制定化疗方案药物选择时提供有力的证据。

    AMH可对卵巢异位囊肿剥除术后卵巢功能进行评估，特别是术后患者基础FSH还在正常值范围的，AMH的检测发挥了特有的作用。目前有两个系统性综述研究了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手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虽然都存在研究设计的异质性，但都得出结论：卵巢内异囊肿剥除术都会降低血清AMH水平，这对于患有卵巢内异囊肿，又渴望今后妊娠的妇女是否接受手术治疗，需要纳入考虑范畴。
AMH或可提供了生育寿命的个体化预测

    人一生中的AMH水平的动力学模式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刚刚出生后短暂的AMH峰值说明女孩会经历新生儿时期的“微小青春期”；之后AMH持续升高，直至9岁，青春期（9~15岁）有轻微的下降，紧接着第二次上升直至25岁左右达到峰值；此后AMH逐渐下降，直至50~51岁左右，无法检测到AMH值，对应着绝经。绝大多数研究显示AMH在整个月经周期内较稳定——优势卵泡及黄体均不产生AMH。Van Disseldorp计算了个体的AMH变异系数为13%。

    这又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信息，AMH似乎可以预测绝经年龄和预测自然受孕力耗尽的年龄。绝经与某些先发事件有固定的时间关联：比如周期紊乱的出现在平均46岁、自然受孕能力丧失的时间为平均41岁。妇女的生育力寿命可从预报的绝经年龄来预测。 

    如果可于年轻时预测绝经的时间，就能帮助妇女在选择事业还是先生孩子之间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很年轻，不急着生育，等到想起来才发现大势已去，追悔莫及。

    看起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先知，可以预测未来，更好的规划人生，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遗传因素在决定绝经年龄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及生活方式，如吸烟、BMI、饮酒也对绝经时间产生影响，故绝经年龄是一个复杂的遗传特性。我们发现相似年龄的妇女AMH个体之间的差异较大，似乎有种族差异，美国非洲人及西班牙妇女AMH低于高加索妇女。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生理条件和药物作用下AMH值也不尽相同，比如口服/皮下/阴道环的避孕药9周，AMH水平降低50%；中晚孕期AMH水平明显低于早孕期，妊娠期平均减少50%。所以不能单一用AMH值来预测绝经的年龄。

    无论如何，AMH为我们对女性的生育力的预测提供了重要手段。使我们首次能简便地检测到卵泡生长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但其在卵巢生理学方面的精确作用仍需广泛的基础及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