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发生“意外”，34岁的研三学生谢鹏将在12月中旬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找一份比本科毕业时更好的工作。但是，11月23日，他倒在了学校自习室里再也没有起来。死亡证明书上写着“心源性猝死”。
谢鹏在知信楼自习室内突发疾病。
谢鹏去世后，父母翻看他与导师董天文以及同学朋友的聊天记录，发现儿子的“疲惫”和“煎熬”。在谢鹏与同学、朋友的聊天中，谢鹏多次提到“我现在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按他的说法，导师很严，安排了大量工作，自己每天都在“干活”，还吐槽还倒贴费用做研究，最后导师还让他延期半年毕业。而同学则告诉记者，他们认为谢鹏已基本具备按时毕业的条件。谢鹏与导师董天文的聊天则显示，董天文就将自己课题中的多项工作交由谢鹏承担，例如资料查找、撰写课题材料及制作PPT、课题组发放福利、帮助课题组其他成员做实验、出差等。在生活方面，打扫老师办公室、早上给老师烧水、给老师送烟、去老师住所拿衣物等等杂活他都得干。
11月23日凌晨2点32分，是谢鹏电脑最后一个文档保存的时间。他今年5月身体不适，曾在医院检查“冠心病心律失常”，他曾在和朋友聊天中提到，向导师请假未获批准。6个月后，谢鹏猝死后，家属认为系导师分配过多任务“压垮了”谢鹏，并已委托公益律师贾方义、郭乘希律师，准备起诉校方和导师。
12月4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室，询问有关谢鹏猝死一事，院长未予以回答。红星新闻记者通过多渠道联系董天文教授，均未获得回复。
11月23日10点左右，34岁谢鹏来到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知信楼4楼的自习室。这是一个有数十个自习位的自习室，谢鹏的座位在靠中间位置。如果顺利，还有十几二十天，他为期半年的延期毕业将要结束。 谢鹏突发状况时，同学小梅在4楼的另一个房间里。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赶往谢鹏的座位旁时，看到谢鹏躺在地上，抽搐着，舌头外吐，他赶紧帮助谢鹏不要咬舌头。约十几分钟后，学校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和救护车的人员一起赶到了4楼，将谢鹏送到救护车上抢救。 谢鹏的父母在当日10点半左右接到儿子突发疾病的电话，他们从山东滨州市驱车赶往辽宁阜新。在医院，他们见到了谢鹏的遗体，已没了体温。 在谢鹏的死亡证明书中，死亡原因一栏填写着“心源性猝死”。
谢鹏死亡原因一栏填写着“心源性猝死”。
家中无人有心脏病史，痛失爱子的二老，想要找到儿子早逝的原因。他们只知道，儿子读研期间，仿佛总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谢鹏硕士论文中介绍的自己的科研情况。
谢鹏硕士期间，参与撰写了2篇论文，并参与一项发明ZL。ZL受理时间为2019年11月14号。
谢鹏父母从他生前与同学、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现，今年5月，谢鹏已经跟同学说他心脏不舒服，想请假回家写论文，但导师董天文不放他回家。6月的论文答辩后，他得延期半年毕业了。而在与朋友同学的沟通中，谢鹏认为导师让他延期毕业的真正原因是让他帮忙做课题。
谢鹏多次向朋友表示，“我现在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我一个人在当5个人使”。谢鹏延期毕业后，他与朋友的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延期毕业是导师让他“再干半年”“一直干活”。
多名曾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就读的学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规定（修订）》规定，受理一篇发明ZL即满足申请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位要求，即可着手硕士毕业论文撰写，准备最终毕业答辩。谢鹏ZL已发，毕业论文也早已写好，这些学生均认为他已符合毕业的条件，常规情况下，可在今年6月毕业。
谢鹏猝死后，家属认为，延期毕业导致谢鹏情绪长期不佳，且日常过度劳累，才导致身体状态骤然变差。导师分配过多任务导致谢鹏猝死。此外，家属还认为，谢鹏病发后校方抢救不及时。家属已委托公益律师贾方义、郭乘希律师，准备起诉校方和导师。
又是一个善良，老实的孩子遭遇定向压迫的不幸事件。 这类悲剧这些年在不断上演，似乎是看不到什么可以完全杜绝的方法。 读研的时候，尤其是读这种实验型学科，作为一个研究生，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学生的利益和导师的利益并不一致。
研究生毕业有两道门槛：院校的门槛，导师的门槛。现在的问题就是导师的门槛太高，已经成为学生毕业的绊脚石。院校的门槛设置相对合理。靠自己努力读上研究生的，哪怕导师一点儿不指导，只要不是特别水的，参照毕业标准，请教请教师兄师姐，自己再摸索摸索，基本都能把自己搞毕业。
难就难在导师的门槛：导师水平高给指导还好，毕竟名师配高徒，要求高也可以理解。可偏偏有些老板，自己狗屁不是，还天天瞎指导，给学生下指标；还有那种虽然水平可以，但让学生用两年时间给师兄师姐打下手或者做横向的，最后到学生快毕业时来一句：“你离毕业标准差得很远，要抓紧做啊！”。这样的结果就是学生忙活了小两年，发现比自己混、过得比自己舒服的室友同学都顺利毕业找到工作了，结果自己还在苦苦挣扎。
2020年，疫情重压之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再度祭出了扩招的法宝，试图以此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过在18.9万人扩招的大手笔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八九十年代的“天之骄子”们，如今正被抑郁和劳碌困扰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一则对全国人大建议的回复信，信中提到，人大建议“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教育部对此将充分采纳。
教育部的这个举措，被媒体解读为决心“强化导师负责制”，进一步将毕业的决定权移交到硕导、博导们手中。 坦承来讲，人大的建议、教育部的考虑，并非无理。一方面，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存在着过“水”的问题。2019年，北大博士毕业生翟天临在直播中，询问网友知网（国内最权威的学术网站）是什么，引发了所谓的“学术门”。的确，拥有博士学位，却不知知网、论文是何物的翟天临，给中国教育打了一记结实的耳光。毋庸讳言，如今的青年学生中，确实有不少，是抱着混日子的心态，过完研究生两年、三年或更长时光的。这样一种教育的弊病，当然是要谋求革除的。 但问题正在于，人大、教育部给出的药方，即强化导师负责制，能否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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